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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大家對港式鬼片有甚麼印象,可能是暗藏一些小道理的《陰陽路》系列、由人氣偶像主演的《古宅心慌慌》或《校墓處》,抑或可稱為藝術新高度的《殭屍》等。不過,仔細想想,有哪一部恐怖電影能打破那堵大銀幕的界限,讓寒意蔓延並滋長到心中、發顫砭骨? 「身為這一刻的恐怖創作人,我就是跟着時代的走向。」導演謝家祺說。2017年,他在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舉辦的「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」脫穎而出,時隔5年多,終推出其首部編導電影《七月返歸》。同為恐怖片迷的他,希望故事去掉驚嚇還能載道,所以劇本一直卡關、砍掉重練,總之就是感覺不對,謝家祺靜默後道:「在我身處的香港,感受的恐怖……最初和今天,有一種不同的改變。」 對於重度恐怖片迷而言,或許《七月返歸》的驚嚇仍不足夠重口味。不過,在公屋屋邨、都市傳說、童年回憶小遊戲等,謝家祺試圖打造一座奇異的驚慄世界。如同江𤒹生(Anson Kong)飾演的「向榮」,在承認並擁抱那雙看似不幸、卻能讓你更接近真理的陰陽眼時,便會看到被重重包裹在「鬼」背後的真正老大哥。 文字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影:Mak (@iunyi_) 設計:Owen (@wai.ho.98) |跟着時代走的恐怖電影導演 mm2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的得獎者,分別為李駿碩(Jun)、林森和謝家祺。按電影公司原定安排,謝家祺應是第一位完成拍攝並上映電影的導演,豈料卻成最後一位。《七月返歸》的劇本,足足「磨」了4年才有了雛形,他的沮喪一一看在老闆及監製文佩卿眼內,前者說:「不如在書中抽幾個喜歡的故事拍,我也很有信心。」而文佩卿也曾說:「阿Jun在後期,阿森只差一個ending就寫完,你變成失蹤人口了。」謝家祺直言,那時候真的很卡。 「這幾年對恐懼有一個新體驗,所以便不斷fine tune、不斷尋找,所以用了很長時間。」謝家祺認為,身在香港所感受到的恐懼改變了,他心中的劇本高度需要回應時代,這注定是一場艱苦的筆戰。回想起多次的砍掉重練,謝家祺坦言故事並非受特定事物剌激出現,而是一個沉澱結果,他說:「社會運動時,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覺,我沒有特意去回應那個當下,覺得是過份感性、太衝昏頭腦的。」那些感覺並未隨着時間前進而被淡去,而是一直在消化、轉換形態,「它原來一直burn住,然後那些東西就連結起來,連劇本也連結起來。」 就這樣,在2021年初落筆完成《七月返歸》後,謝家祺默默地捎去電郵通知監製文佩卿,他笑言:「我不敢WhatsApp直接找他,你永遠不知道那(劇本)可能是一堆垃圾。」誰知道,它真成了垃圾,只因大半個月後毫無回音,謝家祺一問後,文佩卿滿頭問號:「稿?有稿嗎?你交了稿?」才知道,電郵掉進垃圾郵件。 |片場貨真價實的鬼故事 故事背景設定於愛民邨,由於拍攝期間在疫情時期,所以欲租借廢置屋邨的計劃只能擱置,謝家祺說:「美術很厲害,搭了這個大部分人都覺得很真的屋邨景。」然而,這是一部鬼片。如果是你的故事,你也會希望了解一下,人之尚情,鬼自然也不例外,畢竟祂們也曾是人。 「這件事沒有太多人知,砌景時頻頻出意外,有人跌傷了手,又有人在工廠大廈樓下被絆倒。」謝家祺分享拍攝過程貨真價實的鬼故事,常言道:「鬼可怕,但沒貨交更可怕。」監製文佩卿只能找來師傅指點迷津:「是呀,上面有4隻。」謝家祺猶記得在拍攝第一或二天時發生的事,「拍攝時看着mon,感覺到有人拍了我膊頭兩下,cut機回頭看並問『誰叫我?』,結果附近都沒有人。」完結後,文佩卿才說,那天有一位「好朋友」跟着他,不過師傅已把祂「殲滅」。謝家祺表示,聽罷一陣愕然:「我不是害怕,而是想為何要殲滅祂?如果祂是我爺爺怎麼辦?」 |成為導演前,先學會演員的語言 不過,對於謝家祺而言,印象最深刻的不止片場鬧鬼事件,還有和監製文佩卿一起上演技課。身為負責天馬行空的編劇,且是執行製作的導演,謝家祺在《七月返歸》的崗位偶爾感覺像自己打自己。為了讓編的創作不受影響、執行能讓演員清晰訊息,文佩卿決定和他在林立三博士的演技課,一起學習演員的語言,這一切從了解何謂演戲開始建立一套「身同感受」,謝家祺說:「所有事要關乎角色出發,關乎解決問題,即不是有多開心,而是為何那麼開心。」而導演與演員之間,也不是指令式的溝通,反而更應該提供更多空間給後者發揮,而這就能從電影結局一幕看到。 「開始時,我避開不和他(AK)討論結局那場戲,先進入整個故事。」謝家祺表示自己和AK也是電影新鮮人,所以雙方的交流和相處也毫無輩份或身份的芥蒂。由於整個拍攝是順拍,所以整個劇組上下也是一起經歷了男主角向榮(AK飾)的心路歷程,所以在最後一場戲時,謝家祺對AK說:「這個moment就是你的,沒有direction給你,你做吧!」那時候,旁邊有工作人員曾問謝家祺「情緒是否要更濃?要不要更興奮?」,他的回應是:「不用了,給AK多一次機會便可。」這一次,AK把所有情緒都釋放出來,謝家祺說:「他有,也知道其選擇,已經有自己一套理解。」 平心而論,AK首次擔正的演出雖仍顯生澀,但傾盡全力的演出,交出完整的自己予電影,戲迷也應能從劇情推進之中深刻感受到,謝家祺說:「尤其他那麼忙,又要演唱會又要跳舞,很感謝他百忙仍抽空一起看很多reference、思考角色,真的很into這件事。」 |不只嚇一跳的What the Fuck Moment 回到劇情,《七月返歸》有不少香港人熟悉的元素,像是屋邨、粵劇花旦、都市傳說如「九廣鐵路」和「打生樁」,還有不少人的兒時遊戲「狐狸先生幾多點」等,都是謝家祺的心思。 「這些很iconic、經典的鬼故事,我很怕有一天會沒有人知道、相信這些意想不到的力量是存在、好奇或覺得神秘,其實是少少的保育。」他解釋「宇仔之死」為民間傳說「打生樁」:「或稱為『塞豆窿』,愛民邨也有,就是犧牲小朋友來換取這地方的安穩,是很自私的。」謝家祺曾思考父母的思路,他們是真心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奉獻孩子嗎?若不想,又需要承受怎樣的目光呢?然而,電影中的宇仔並不是第一個成為供品的孩子,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 整個劇情中,沒有一個成年人死去,謝家祺說:「他們只是進行了『返歸』的儀式。」割舌自盡後,經歷彌留,便能留入美麗新世界。那麼,「為未來着想」的保險銷售員(林善飾)也沒有死嗎?謝家祺回答:「他也沒有死,但他其實也像鬼一樣,每天重覆坐地鐵、sell保險,那個人就是你我他。」活着和死去,你分得清嗎? 如果你能撕掉鬼怪製造的魅惑,便可以獲得導演埋藏的彩蛋。有些觀眾說,看畢電影不知為何會眼濕濕;謝家祺笑言,這是自己很喜歡的觀影體驗,原以為只是被嚇,卻找到很多訊息:「我稱之為『What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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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是不是不適合做這行?」曾經有段時間,丁彤欣(丁丁)反覆問著自己。六年前,她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,主修表演的她拿著藝術學士(榮譽)學位,卻長達半年接不到任何有關表演的工作。大型劇團甚少招募新演員,小型製作的角色她又選不上——不知盡頭的等待,令她無比煎熬,「空窗期那段時間,我每晚都哭。一到晚上,一靜下來就哭。」 但就在今年六月,28歲的她站在葵青劇院台上,憑音樂劇《大狀王》中秀秀一角,獲頒「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(悲劇/正劇)」。這是她首次得獎,甚至是她首次獲提名。舞台上,她熱淚盈眶,哽咽着讀出得獎感言,向所有曾幫助、支持她的人致謝,包括台前幕後的同僚、昔日同窗、恩師……所有同樣在這行努力打拼的人。 從無名小卒到最佳女主角,丁彤欣一路走來不易。六年間,她一直等待,一直追逐;時至今日,她終於得以在夢想殿堂佔一席位。但丁丁決不打算止步於此,「我知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去追。」 文:Yanto @yanto_924 攝:Mak @iunyi_ 我屬於舞台 熱愛唱歌、演戲的丁丁,彷彿天生就注定屬於舞台——就連她的英文名Tunes,也有著「旋律」之意。兒時,她的兩個姨姨在酒廊演唱,看着她們贏盡台下掌聲,丁丁第一次體會到表演的魅力。「原來在台上表演,會有人拍手、歡呼,會有人因為你做了某件事而開心。」 而她第一次嘗試表演,是在小學三年級。當時她參演學校音樂劇《綠野仙蹤》,擔任主角桃樂絲。穿起戲服,化上美美妝容,她陶醉於戲劇世界,「說着台詞,唱着歌,在那個當下,我就是另一個人。」對演戲的熱愛,加上唱歌的天賦,讓丁丁從小便肯定自己的志向。這個對所有事都三分鐘熱度的女孩,唯獨一直沒停止過唱歌、演戲,年紀輕輕便贏下各個唱歌比賽。 中學畢業後,丁丁亦一心考入演藝學院,繼續深造表演。她與同學們每天上課、排練,從早上9時到晚上11時,從戲劇歷史到待人處事,不斷地學習,「像一塊海綿一樣不斷吸收」。那麼,當這塊海綿吸好吸滿後,是否就能盡情釋放,大放異彩? 第一顆震撼彈 修讀演藝四年後,丁丁終於迎來了表現自己的時刻。為爭取工作機會,所有應屆畢業生都想在畢業表演中嶄露頭角,得到劇團青睞,獲聘成為駐團演員——丁丁也不例外。她渴望出演劇目《海鷗》中瑪莎一角,投放所有精力準備遴選,「真的沒怎麼理會過其他(遴選)」。到了公布選角名單那天,她卻大失所望:她得到的角色不是瑪莎,而是瑪莎的母親,一個58歲的老婦。 「那天四點多出了名單後,我一直坐在學校走廊,幾個小時沒吃飯,一直在想:為什麼?」當時的震撼與挫敗,丁丁依然記憶猶新。她的年齡、外型、經歷都與角色相差甚遠,「誰會相信我是58歲?」她甚至想過跑去詢問導演(即時任演藝學院院長薛卓朗)為何有此決定,但也深知此舉無補於事,最終還是打消念頭,選擇自己消化。「或者是我當日的表現尚有不足,或者是我尚未準備好想做的角色……當中有很多考量的。」 對演員來說,遴選失敗實屬必經之路。「即使是在劇團裏,也會經歷遴選失敗的過程。」事實上,不管是後來作為自由業者,抑或駐團演員,她都不可能總得到想要的角色。然而,「哪怕最後得到的角色不是最想要的,也要用表現證明:我做得到。」 排練《海鷗》時,既然自知不熟悉老婦的狀態,丁丁就更用功研究角色,尋找模仿對象,觀察她們的行為舉止,再將其融入表演中:「有些五十多歲的女人,說話會不停搓手,其實是在壓抑她的不安或自卑。」演出最後大獲成功,她亦得到院長首肯。如今回望往昔,她因這次表演感到滿足,也慶幸做過與自己年齡相差甚遠的這個角色,全因投身社會後,她將難以再有類似機會。 被困的自由演員 現實是,成為職業演員後,他們隨時連演出機會都沒有。2017年從演藝學院畢業後,丁丁未有遇上劇團招聘期,只好暫時做著自由身演員,四出參加遴選,爭取工作機會。「我已經看到有什麼遴選都去」,但在劇場界,製作方常會內定角色人選,對外公開的遴選並不多,丁丁依然一角難求。 而身為劇場人,丁丁對劇團的製作排程也有一定了解。每齣劇的製作班底都是早就決定好,「譬如現在是一月,而我五月的日程表是空的,也不會有人現在才給我工作。那我就真的會沒工開。」也不是她缺乏才華,只是劇場內競爭激烈,甚至時有五、六十人爭一個角色的情況,不被選中,也是無可奈何。看着空空如也的日程表,丁丁只能繼續等待。 「試過最長有半年時間,我是完全跟戲劇或表演接不上軌的。」她沒有接到任何表演相關工作,為了維持生計,她做過餐飲業、樓盤導賞員。「你說能不能維生?打幾份工一定可以。但對剛剛畢業的我來說,還是挺挫敗的。」滿懷抱負,卻是一畢業即失業,丁丁難免開始質疑自己,「我是不是不適合這行?」但她又不甘就此離開,就此放棄夢想,於是就這樣堅持了一年半的自由業生涯。 夢想的歸宿 終於,數百天的煎熬,換來了一絲曙光。2018年,香港話劇團宣布招聘團員。「劇團上一次請人已經是五年還是八年前了。我還哪有五年啊?」消息一公佈,她即日便遞了履歷,生怕錯過這個機會。但隨之而來的,是又一場漫長的等待。 劇團遴選一共有三場面試,每場之間相隔個多兩個月。每次面試中的獨白、對話、對手戲、天才表演……丁丁都是「用盡1000%」的努力準備,但最終的結果如何,除了面試官外,沒人說得準。她只能「每天都在等,每次有電話都在想:『3字頭?是不是他們打來的?是不是有結果了?』 」 於是又半年之後,丁丁終於等到了那個夢寐以求的電話。那是第三次面試翌日,而丁丁早知面試結果會於當日出爐。那晚,她竭盡全力才睡了兩小時。「當時的我只有這個選擇。我真的很想演戲,上天啊,求求你!」早上八點醒來,她坐在床上等了又等,總算接到了劇團的電話。 「喂,我是梁子麒(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)。你昨晚有睡嗎?」 「睡……睡了一點。」(一秒落淚) 「我們劇團決定請你了。」 這一刻,丁丁的眼淚徹底決堤。「我已沒暇理會他怎麼看我,只是對著電話哭:『多謝你啊!多謝你啊!』」她馬上與家人、密友分享天大的好消息,「半年對於一個沒工作的人來說,是很大的折磨;而這個消息,是一顆很大的救命丸。」她的工作、她的心靈,從此終可以安定下來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…

「只要見Mirror有份出現,你就知道,這個節目必定會變為業餘、不認真,和像馬戲團。」只要內容是關於男子組合Mirror的討論區帖文,便很大機會看到這句留言。雖然他們擁有強大號召力,卻也有製作團隊因其「偶像」形象而退避三分,就像江𤒹生(AK)差點因為此原因,便與《七月返歸》失之交臂。 2017年,本是網絡作家出身的謝家祺aka中環塔倫天奴aka離奇家遮,從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的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脫穎而出,得到一份電影合約。謝家祺終經歷6年的劇本輾轉反側,終在今年農曆七月推出其執導的首部大銀幕作品《七月返歸》。縱使恐怖電影對某些人而言代表沒有深度,這他卻不這麼認為:「恐怖故事比ETV更有教育意義,雖然會用驚嚇或鬼神包裝去嚇你,但往往包含了很重要的普世價值。」 在各種的未被看好下,二人得到一個機會。謝家祺和AK也交託出自己的100%,導演笑言:「(有場戲)他激烈得甚至撼穿頭。」每一個真實的讓人心寒的鏡頭,劇本的每一個段落,也是他們用盡全力證明這不只是一場90分鐘的鬼話連篇。離開戲院時,每個人也會得到一雙澄淨的陰陽眼。 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:Mak (@iunyi_) 起點.劇本與角色 影後座談會,監製文佩卿曾提及,初期選角是特地避開Mirror成員的。「對,因為劇本是恐怖片,若找一個偶像明星,不知道普羅大眾會否覺得是青春偶像恐怖片,青春笑下驚下那種。」導演謝家祺聽後解釋。開始試鏡後,主角「向榮」一角鎖定於30歲左右的男演員,曾找來不少素人和演員,讓導演不禁想:「我也是監製給機會,才能拍電影。即使他們是男團,是否也應該給一個公平的機會呢?」 之後,AK透過公司得知mm2將進行電影角色試鏡,在細閱取得的半份劇本後,先對「向榮」(電影男主角角色)一見鍾情,他笑說:「以往的角色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性格特質,但向榮是沒有的,這很有挑戰性。」然而,最讓AK感興趣的是劇本的主題,他細細的分享讀本後的感受:「很多人面對一些問題會視而不見,這部電影用陰陽眼去討論,到底應否繼續裝作看不見呢?這是我很喜歡的中心思想。」衝着對劇本和角色的莫名喜愛,他在第一次試鏡前已去求教戲劇指導老師袁綺雯(Yem)。 換到導演謝家祺的視覺,第一次試鏡時有20多個與AK的同齡演員,他說:「在試鏡時的溝通,很connect到我們。」最後謝家祺和監製選擇了AK,或許是他在了解角色時,成功捕捉到向榮的一縷靈魂,而這部分也從未被發現,導演說:「他對向榮的解讀、想法和疑問,也令我再work on多一點在角色的特質中。」 AK與向榮的重疊 謝家祺說,最深刻的是AK分享個人靈異經歷時淡然:「其實幾恐怖,但他說的像是別人經歷的事一樣。」而向榮也正正是這樣的性格,與世界拉開距離,並瑟縮在最陰暗的角落觀察。 那是發生在多年前,AK還住在梨木樹邨舊居時的事,那天他與朋友準備一起去踢足球:「舊式屋邨是電梯在中間,我住在左邊走廊的單位,走去電梯口要經過其中一個單位。」正在那時候,朋友直指該單位外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姐姐,AK回頭看到祂後,一個瞬間便消失不見,他便心想:「這麼古怪?」但小朋友一心只想去玩,便甩頭就忘了這件事,直到回家後才跟母親訴說。「是不是你看錯了?」對於媽媽提出假設,AK補充因踢球時怕碰撞弄壞眼鏡導致受傷,所以通常頂着近視眼去玩,但他非常肯定自己是真的看到祂。 之後,AK便生病了,「我嫲嫲還在生的時候,是在深水埗賣元寶蠟燭的,她弄了一些符水給我喝,之後就好像沒事了。」AK的爸爸打聽,原來那個單位在一個多星期前發生了跳樓命案。直至搬離那個家前,AK也沒有再遇見那個祂。 謝家祺筆下與AK視覺中的向榮 《七月返歸》是謝家祺的心血,筆下的向榮更如他的兒子一般,他坦言:「這種熟悉,有時可能成為我的盲點,而AK也在解讀向榮裏提供了很多見解。」謝家祺舉例,劇本初稿的向榮是更抽離於世界:「小時候他會跟朋友、媽媽分享見鬼經歷,但久而久之別人會覺得因為『看到』,你會否才是問題所在?」而他的媽媽(白靈飾)不顧家徒四壁,也不斷嘗試找尋方法把兒子變回「正常」,也讓向榮感到內疚:「慢慢他會發現世界原來是這樣運作的,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但AK則認為:「總有一些東西能打動到他,例如宇仔。」因為這個角色很能代表小時候的向榮,所以在二人之間的相處,向榮會不自覺地流露溫柔一面。 為了更好的準備角色,AK花了不少心思在研究角色的童年世界,以建構整個角色的性格,完整其人物小傳:「如果我是他,我會很怕媽媽。」AK回想,出現在向榮生命中的人不多:「同學、一些道士、媽媽,還有一個從未出現過的爸爸。」直至角色長大後也沒甚麼朋友,而這麼多的關係中,AK認為向榮與媽媽的關係最為深刻:「二人相依為命,也因為向榮的一些年少無知、衝口而出的話,破壞了母親的幸福,或是其本身家庭的原有樣貌。」從小犯的錯、創傷都落在角色的心中,既一直未有解決,也找不到宣洩的渠道,便成為了長大的向榮。 共同架構角色世界:撻指甲 「與演員的溝通中,我不想要一種導演指令式的方法,告訴演員應該怎樣做、或者應不應該害怕,而是希望一起進入角色的狀態,找出這刻遇到的問題、為甚麼要害怕。」謝家祺說,因為他與AK同是電影新鮮人,二人於公於私也會不斷溝通,AK接言:「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向榮的童年,即使知道有一些故事,仍然要在當中找到不同細節去放大。」而「撻手指甲」便是其中一個共同成果。 電影有一幕是白靈為年幼的向榮剪指甲,卻不小心剪到肉讓其受傷流血,AK認為這可能是角色童年的小創傷,感覺可以將此放大。劇組之間的討論後,便把動作變成角色的小動作,謝家祺解釋:「剪指甲是一個充滿母愛的動作,其實是很象徵的,有些人用錯方法去愛,便會不小心傷害了你,成為一個陰影。」即使傷口癒合,向榮總會在焦慮、緊張或無聊時不自覺的觸碰,他續言:「這是我們一邊談着向榮、一邊理解時,因應作出改動的東西。」 給予100%的自己:傳說中七樓的那場戲 走出角色的內心,回歸劇情本身,恐怖鬼片當然要令人感到毛骨慄然才痛快!而這也是第二次試鏡的重頭戲,謝家祺認為男生演出「驚戲」更有難度:「因為做得不好,會被人感到很懦弱或沒有說服力,所以我很貪心,直接讓AK試了七樓那場很激烈的驚戲。」或許未是最完美,但導演在過程中看到他的情緒起伏和可塑性。 確認出演機會後的AK也未有鬆懈,持續找戲劇指導老師Yem學習,他分享一個方法:「簡單來說,如果呼吸急促時,人可能會比較緊張;如果呼吸很平淡,我說很怕也沒有人信,所以有些小方法快速進入狀態,但後續還是要靠幻想和導演的guideline幫忙。」即使拍攝現場的置景氣氛恐怖,但拍攝團隊人多勢眾,對演員而言是很難進入狀態,所以AK會把自己關在道具升降機中:「關上門全黑,想以前看過的電影情節、不同鬼的樣子、蛇蟲鼠蟻,可能5至10分鐘再出去拍。」 對於AK而言,經驗不足亦影響了其信心,拍攝時亦無暇跳出角色審視表現,他說:「只能盡力呈現當下感受到的,其他便交給老師、導演和監製。」以AK躺在碌架床上格被鬼壓一幕為例,導演會先說明這場戲及呈現的畫面,正式拍攝時則會給他聲音導航,AK說:「一直會有一把聲音說話,白靈姐姐在後面、位置去到哪裏、現在慢慢逼近你,我聽着這些guideline再加入幻想,還有Yem老師的呼吸法。」 但最讓謝家祺深刻的則是傳說中「七樓那場戲」,笑說:「攝影師對他說『仔,close-up先做嘛』,你自己說一下這個撼穿頭的故事。」AK接着說,那場戲前已拍了很多害怕的狀態,而這一場戲是向榮其中一個最怕的時刻,他便想:「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驚更突出一點呢?」想着便直接行動,把頭直接撞到門上,停機之後大家都說:「Okay、Okay!你有沒有事?」其實只是有一點痛,導演插嘴:「流了一點點血。」AK笑說攝影師椰子走來對他說:「傻豬,剛剛是wide shot,但效果是okay的,等一下close-up再來一次好嗎?」 終章:第一天 19天的拍攝結束,完成後期製作後,誰想想不到電影的首映在紐約——第22屆紐約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,AK坦白道:「之前mm2已send給我看了一次,因為想在訪問時能回答。」他亦說,不論私下或電影節觀看成品時,自己總是在看不同的位置:「可能和其他演員的對手戲或自己的狀態不好,所以不是最好的表現,會放大這些瑕疵。」中文科補習名師林溢欣曾說,搏盡無悔之重在於「盡」,AK的演技是否最好留待業內人士及觀眾評定,但他至少已在內外的表演中用盡全力。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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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起A Cappella(無伴奏合唱),你腦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什麼?是教堂裏穿著白袍演唱的合唱團?是曾經紅極一時的《Pitch Perfect》(完美巨聲幫)?抑或,你會想起本地A Cappella組合VSing(吾聲)? 現時,VSing一共有六位活躍成員:Anna(女主音及音樂總監)、Bernard(男主音)、Sharon(女主音)、Vincent(男主音)、馬仔(男低音)及雞腳(節奏口技)。作為A Cappella組合,他們只利用人聲合奏音樂,過往曾在世界各地演出,於九月更即將登上大會堂舞台,與國際知名無伴奏樂團Accent舉辦音樂會。 VSing往績顯赫,但原來現時的六人組合,竟僅僅組成了半年。VSing早成立於2017年,六年間,團隊經歷數次成員變動:「有人是因為工作,也有人是因為病了,所以相繼離去。」與新團員的相識時間不長,加上成員們各自工作忙碌,少有練習機會,這些都影響著他們合唱時的默契。同時,A Cappella在香港並不算流行,雞腳訴說,「很多人會覺得A Cappella就是一群人在唱歌,好像很悶。」 那麼,觀眾們可會喜歡這隊組合?面對各種挑戰,六人以後還打算怎樣走下去? 文:Yanto @yanto_924 攝:Mak @iunyi_ 默契的維繫 在Anna的工作室裏,團員們圍桌而坐,桌上放著數部平板電腦、數杯飲料(當中還夾帶一瓶烈酒)——這就是他們練習的日常配套。最近,他們正為九月的音樂會密鑼緊鼓地練習。「基本上近兩個月裏,我們都會每星期抽兩、三天——最近應該不止——每晚8至11時,密集式地練歌。」 但困難的是,VSing並非成員們的全職工作,身為音樂人,他們都「忙到抽筋」。身兼女主音、女低音、音樂總監的Anna說,「在香港做音樂,很少只做一件事。我是全職做音樂的,而Vsing就是我全職做音樂的其中一部分。」 除了VSing的工作外,團員們有著各自的音樂事業,例如Anna從事劇場工作,Sharon則是歌唱老師,同時Bernard、Vincent等幾位成員都會為歌手唱和音。Bernard續道,「音樂人的時間是很流動的,有時一人要夜晚彩排,另一人就早上彩排,時間的確難約。」半年過去,他們甚至沒吃過一頓演出的慶功飯。 偏偏A Cappella高度講求默契,隨著歌手越熟悉彼此,才能配合得越暢順。Anna說:「如果我熟悉這個歌手,我會跟他有很多shorthand(簡略的表達方式)。因為我看著樂譜,就知道他應該會怎樣唱,跟他確認一下,就可以繼續下一部分。」節省練習時間,就能更有效率,把握時間推出更多作品。「以往,我們最多試過每星期出一、兩條翻唱影片!」為此,六位都希望日後繼續加強默契,演出時更合拍,也能順利推出更多作品。 音樂的凝聚力 雖六人自認默契有待改善,但有趣的是,朝夕相對半年,他們竟從未吵架。Sharon笑說,「我和Vincent都較平靜,馬仔也不多話;Bernard尚算肯說話,Anna則是被迫要說很多話,哈哈!」幾句精警概括眾人性格。即便是訪問期間,他們亦禮讓非常:Vincent總是在Sharon提示下,才拋出一兩句精簡答案;馬仔雖不多話,但總是語出驚人、惹人發笑;眾人靜默時,Anna、Bernard、雞腳又能適時補上。六人的性格迥異,卻也有著專屬他們的平衡,三小時的訪問裏,也是歡聲笑語不斷。 即使對歌曲時有不同意見,眾人亦會開放討論。Sharon就曾向Anna反映,組合過往的歌很難唱,也很難抓音準,「無法讓我發揮得最好,我主音的部分未必是最好聽的」。聽取意見後,Anna創作歌曲時也作出了調整。於是近日推出的新歌《Sel-fish》,旋即成了Sharon最喜歡的團歌,「錄又錄得很舒服,又做到我想做的聲音。」互相的尊重、理解,轉化成一直唱下去的動力。 不只是合唱 當然,VSing的音樂路上,不盡是甜蜜與歡笑。要從奔波日程中擠出時間練習,已不是易事;同時,他們更要處理團隊的營運瑣事,從策劃、演出到宣傳,都是團員們一手包辦。「因為我們沒簽唱片公司,運作上全都是自己來。」例如Anna主要負責寫歌、編曲,Sharon負責主理Instagram帳戶的宣傳帖文,其他成員則紛紛笑稱自己是「打雜」,負責「掃地」、「買酒」。 身為獨立團體,什麼都要親力親為,人力資源固然吃緊;另一難題則是營運經費。先前疫情令演出機會大減,團隊收入亦隨之受挫。以往的演出收入,轉眼已化為團隊開支。「可能是要買器材,或是表演時沒有妝髮、造型師支援,要自己來的時候,就要用在這些東西上。」若想舉辦活動,更要尋找適合的資助計劃,再申請資金。面對資源緊拙問題,馬仔指指自己的平頭,一本正經地發表:「你看我髮型上沒什麼選擇,只可以剪成最短,然後待它留長一點再剪。」Sharon也笑嗔團員們不懂穿搭,希望大家學會自行化妝、整理髮型。 「日後,究竟我們是繼續尋求資金,還是真的要做藝人、簽公司?」隨著VSing踏入成軍第七年,成員們亦開始思考團隊未來去向。馬仔立下野心宣言:「希望將來的支持者可以支持我們全職做VSing!」 要世人Hear My Voice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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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因為我中學以前叫Sandy,換成中文就變成『小砂』。我喜歡那個『砂』字不是常用的那個『莎』或是女生一點的『紗』,『石』字旁感覺硬朗一點。」舞者小砂(陳玥伶)笑著解釋名字由來。雙臂上的刺青、起舞時的表情、姿態,以至她十年間在舞蹈界的打拼,都在刻劃著這份硬朗。 現年32歲的小砂,從中學起便對跳舞充滿熱誠,尤其獨愛waacking(甩手舞),亦決心將來要以舞蹈作職業。但和許多香港舞者一樣,她的舞蹈生涯並非一帆風順。剛起步時,因缺乏資歷、人脈,要找到工作並不容易。她從酒吧舞者開始做起,「有幾年真的很窮,是真的到了月清(儲蓄)的地步,月尾每天都只可以用100元。」但她依然沒有放棄,同時積極參加舞蹈比賽,與各路高手盡情切磋。轉眼間十年過去,她已是香港、日本、泰國、西班牙等多地的比賽冠軍。 不過,「世界冠軍」的生活,其實也並不如旁人想像般榮華富貴。為了繼續跳下去,小砂依然每天都在努力打拼:備課、教班、練舞、到酒吧上班——「是很累的,但我都很想做好,因為這是我想做的東西。」能為夢想而活,同時依夢想而活,對她而言,便是最大的幸福。 文:Yanto @yanto_924 攝:森林 舞出真我 小砂對waacking的熱愛,緣起於十年前的一場邂逅。她本身有著芭蕾舞、現代舞、jazz funk(爵士放克)等舞蹈底子,卻從未接觸過waacking。直到2013年,她偶然留意到一個waacking工作坊的宣傳,雖「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」,她仍饒有興致地報了名,豈料一試便難以忘懷。 課堂上,小砂結識了一位與她一樣,第一次接觸waacking的女同學。二人同樣深受此舞種吸引,竟「膽粗粗」決定以二人組合參加翌日的battle(舞蹈對決)。二人跳得合拍,讓小砂充分體驗到waacking的樂趣。Waacking注重手臂及肩膀動作,舞動時講求動作俐落、線條優美,舞者要透過舞蹈展現個性,同時釋放內心情感,集合了她本來熟悉的舞種特點,「幾樣東西加起來,便完全符合我喜歡的東西。」 進一步認識waacking的歷史後,她更是對其越發欣賞。Waacking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,當時的同性戀族群飽受打壓,便以舞蹈釋放自我,在音樂中盡情擺動,抒發情感。「 他們不被社會認同,受盡歧視,但仍可透過跳舞抒發自己。跳舞對他們來說,就是一個安全的空間、一個家。」小砂深有同感,「每次跳舞,我都覺得是回到一個屬於我的地方。」不同的是,以往舞者遭受社會打壓,而小砂的難題則來自家庭。 小砂的父母思想較傳統,堅持主張跳舞是「很不正經的工作」。「爸爸媽媽從來都沒看過我比賽或表演。」有次她要到外國參加比賽,卻在臨上機前收到爸爸的短訊:「你不要再跳舞了。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上班吧,你這樣是沒有前途的。你賺不到錢,怎麼養得起自己?」 字字誅心,令小砂尤為心碎。但無可否認的是,當時的她生活確實過得不易。 Dancer需要錢 小砂本來想要成為商業舞蹈員,接洽不同演出機會,「但那時因為身形不是很好,不夠高、不夠瘦、也不夠漂亮,我的工作機會是不多的。」未能得償所願,但又不想放棄跳舞,小砂唯有想辦法找到其他工作,同時量入為出,維持生計之餘,繼續花錢進修舞蹈,裝備自己。她開始兼職酒吧舞者,也做過時裝售貨員,但依然渡過了一段艱苦的時日。 「有幾年真的很窮,是真的月清這樣,去到月尾每天都只可以用100元。」每項花費都要思前想後,小砂捱過不少麵包,甚至連交通費也要節省。曾經,她每天只吃一個肉醬意粉、一罐可樂。「整個星期都只可以吃這些個,因為是最便宜的,20元一餐。」但即使如此,她仍不願放棄跳舞。不管日子多麼難過,「跳舞始終是跳舞,waacking不會因為你不開心就變了另一些東西,它的吸引之處仍會在。」 為了堅持下去,當時年資尚淺的小砂,找了份在酒吧跳舞的工作。「它不是很色情的那種,純粹是穿得很漂亮,像個酒吧裏的活動裝置。」她亦不需要與群眾互動,只需穿上華美服裝,打扮得漂漂亮亮,然後在台上專注表演。雖然要工作至深宵,但起碼是自己喜歡的工作,「可以與跳舞相關,已經很開心了」。 如此好不容易熬了數年,小砂的工作終於慢慢步上軌道。她從代課老師做起,隨時日過去,開始擁有自己的課堂、學生群。「我就是喜歡跳舞,也想跳得更好,堅持和努力慢慢去做。」隨著她的資歷增厚、人脈逐漸累積,工作機會也隨之變多,她更做到了一開始最想做的演唱會舞蹈員,為郭富城、梁靜茹等藝人伴舞。現在,她已有能力和朋友合租一個小型練舞室,她會在裏面練習,也會舉辦私人課堂,或是供其他舞者租用。 倔強地跳下去 數年間,小砂亦積極參與公開舞蹈比賽,並在比賽中屢獲佳績。不過就算在比賽中獲勝,也不代表舞者就能就此飛黃騰達。即便是冠軍獎金,也僅大約是500元至1000元不等,頂多是 2、3000元,「有時贏了500元,但比賽報名費是250元,拿回250元,也只是抵掉當天的支出。」久而久之,小砂參賽時已不再問獎金報酬,「都是志在參與,還有支持這個文化。」 後來,小砂甚至成為比賽搞手,進一步身體力行推廣waacking文化。她舉辦一連四屆《Let’s Get Waack》比賽,聚集全港舞者,互相比拼。每次約有四、五十人參賽,比賽有一定規模,費用自然也不便宜:外國舞蹈員受邀來港的機票、住宿、租場費、聘用DJ、司儀……全部都是錢。一眾合夥搞手四出找贊助商,「用盡人情牌,去問有沒有優惠」,有時仍難免虧損。 不過,即使搞比賽花錢又費力,小砂依然甘之如飴,僅輕描淡寫道,「本身都沒想過會賺到錢,所以不要緊。主要都是靠其他工作,即演唱會伴舞或教班去賺錢。」與其計較付出,她更想著眼於當中所得,譬如邀請喜歡的外國舞者擔任評判,或是目睹全港舞者難得地聚首一堂,從切磋中互相學習。「從一開始我就沒想要由多窮變到幾有錢」,一切都是由對跳舞的熱愛出發。 時至今日,即使小砂還是沒有大富大貴、家人也還是不承認她的舞蹈專業,「但找到自己喜歡的事——無論有沒有人支持,你都願意堅持的事,這更重要。」她的眼眶逐漸變得濕潤。跳了十幾年,小砂今年已經32歲,直指自己「開始老了,身體沒以前那麼好。」但她決不願止步於此:直至這刻,她依然在積極準備即將舉行的各項比賽。「起碼我這一刻都很想再跳好一點,成為更好的舞者。」 舞蹈不曾把小砂背棄,她便也決不輕言放棄舞蹈。「可以跳的話,我都會繼續跳下去。」 《Red Bull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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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聽少爺占(占)過往的填詞作品,2009年的一首《憶年》,已經寫了「和校友講再見離開/夢想千里遠之外/老友移居海外」、「圍住了口罩過寒冬/隔開擁抱那衝動/世界如此轟動」。怎麼放在現今聽,竟毫無違和?何兆基 (阿叔、Chris)認為:「其實呢個世界只係不斷重複,只不過人類喺不斷重複之中,去做多一啲嘢,或者進步咗少少。」 占與Chris從野仔結緣,今年組成二人男子組合「YEAHS」,10月開演唱會,暫時推出3首歌,講生命、講關係、講心中的小孩。「我哋以前嘅定位就係情懷嘢,依家想寫啲大世界啲嘅嘢」,少爺占說。 的確人生在世,沒有甚麼是可以永恆不變的。人會成長、親友會離開、社會也會變遷⋯⋯或許占與Chris的歌曲創作風格亦然,只是萬變不離其宗——到最後,占與Chris其實只是想做一個與聽眾「一齊喊、一齊笑」的人。是的,一切就是如此簡單。 文:Heidi Wong @heidi.is.strong 圖:Mak @iunyi_ |YEAHS的緣起 今年2月完成艾粒20週年演唱會後,占迎來一段「創作真空期」。占一直喜歡夾band,心底裏始終認為一人創作是孤單的,「我想做一樣野,係可以傾、砌出嚟,好似一齊玩煮飯仔嘅感覺」。剛巧那陣子他被泰國二人男子組合HYBS吸引,自稱「貪玩的水瓶座」的他問早年已移居加拿大的Chris:「做呢啲難唔難?」阿叔一貫口吻答:「好易啫!」「幾萬蚊搞得掂?」「都,OK嘅!」 「活到呢個年紀,好多人都會覺得,安全啲啦,唔需要咁搏啦?但我覺得,任何年紀都係一個數字,不如試吓啲新嘢得唔得?」占反問自己。二人於是從組合名字開始著手,YEAHS,代表爺絲(占的粉絲),原來也可分拆為「YE」及「AHS」,前者為「爺」,後者是「阿(AH)+叔(S)」,「但好多人searchs都唔識隔,所以壓縮返一齊⋯⋯」。 「當然,我哋都覺得個名幾有型。」 事情就是如此開展。 |序幕:Singalone song 今年年初,占把以前填詞的作品整合,一次過簽給一間版權公司,「然後我發現,原來我已經有百幾首歌,咁多嘅!」他思索着:「既然我開一個新嘅project,喺個show會唱以前嘅歌,不如將佢放落一首歌,去喚醒大家,同埋我自己嘅記憶?起初無乜包袱,打算唔派台,單純放串流平台,所以就做咗《Singalone song》,一首很長,無乜包袱,又無乜重複歌詞嘅歌。」 如何用一首歌,包裝過往這麼多的作品?占回想,自己很多的歌曲都在講成長、講回憶,而這一切,似乎都係來自他「孤單」的感覺。或許因為自己是獨子,在比較孤獨的環境長大?他亦特別點出歌曲最讓他「吉心」的一句歌詞——「人生就係一個人嚟/走嘅時候都係一個人離/開」。他解釋:「依家你聽到,除咗係老走(死),都會聽到突然間病;第二個『走』嘅concept係,呢幾年好多人離開呢個地方,佢嘅走唔單止係佢走咗,離開呢個地方,佢係『帶走』埋你同佢嘅回憶。」 忠實粉絲細心聆聽《Singalone song》,大概都能不斷找到很多少爺占填詞的歌詞,例如「回看那十幾的我/仍像片白紙的我/你我青春的時間/派對始終都要散」(《柚子》)、「我要把這記憶留起/舊有粗糙記憶今天都很細膩」(《相約在八王子》)等,不能盡錄。你又找到了幾多首歌? |期盼着故事待續 雖說你我是一個人來到世上,又一個人離開,但人生路上,也總不會是永遠孓然一身。 YEAHS的第二首作品,名為《下一世つづく》。「つづく」,意指「未完待續」,常看卡通片的人,或許都對這個日語字符不陌生。占笑說:「究竟足球小將個波幾時會踢入龍門?下星期就會踢啦!但點知起碼4集!埋門一腳啦,都係未係會踢入去!」 未完、待續,說的是一種期盼:「以前睇日本卡通片,下面有個つづく,幾正啊!因為你永遠有個期待嘛。無人會講你知多啦A夢結局係點,呢一個係永遠無限延續,龍珠都係永遠無限延續,JoJo的奇妙冒險永遠都唔會完。但呢個感覺就係畀細路仔一個好開心嘅感覺,因為係唔會停嘅,唔會完嘅,人生有啲乜係可以永遠都唔會完?」 人生路上,不同的關係緣起緣滅,很多人或許覺得這首歌只適用於情侶、夫妻,但占說,其實它在說任何關係,「呢首歌唔單止係寫畀我太太,雖然開頭幾句係『從小就結識/同一樣記憶/早已沒計日期』,好似因為我哋從細就認識咁。但其實依家就算嗰個人未出現,佢等緊你,都係一個希望。你代入寵物又得,佢從小就結識你啦,同你一樣記憶,早已沒計日期。所以就有呢個無限代入。」 今生緣盡,道別過後,你怎知下輩子彼此會否以其他方式再相會? |像初生之犢般無畏無懼 近幾年,少爺占開始有個有趣的想法,認為人分為兩批,「一班人,唔需要結婚,唔需要有小朋友,可以有好多男女朋友,可以花天酒地。以前你識落佢10幾歲,可以4、5點瞓,依家佢都可以4、5點瞓;呢幾年認識第二批朋友,同我20幾年生活差唔多,從4點一直褪,依家12點幾1點就瞓啦,注意健康啦,有小朋友啦,開始向一個so-called正常嘅生活進發。」 占發現,這兩群人,都有個「小孩」,前者是內心有個小孩,後者是真的養育一個小孩。…

若你閒時愛用Instagram看看reels(連續短片),那你很可能看過Rae Law(羅瑋兒)的《多仔》、《女人唔好蝦女人》等作品。她邊跳邊唱:「追我追我追咗九條街 DM多仔多到覆唔曬」、「好姐妹 重新振作 唔好理班八婆自己做返主角」,廣東話歌詞貼地又㜺鬼,更是不少香港女生要面對的日常。但一手包辦曲、詞的她,竟是一個22歲的「鬼妹仔」。 Rae於2000年出生,父親是香港人,母親則是澳洲人。家庭背景讓她從小浸淫在兩地文化之中,也觀察到兩地的共同現象——人們總愛互相比較、互相歧視。她目睹妹妹受其他女生欺凌,最終要轉校;也聽過許多女性受騷擾、不被尊重的故事。Rae深受啟發,她既然熱愛音樂、熱愛表演,索性用音樂作媒介,希望鼓勵大眾互相尊重、停止仇恨。 過往二十年,Rae穿梭於香港、澳洲之間;現在,她決定紮根香港,在此繼續寫下一首首訊息強烈、鏗鏘有力的樂曲。 文:Yanto @yanto_924 攝:Mak @iunyi_ 天生表演命 Rae的眼睛大大、鼻子高高,深邃輪廓表明她是名混血兒——她說廣東話時,不時夾帶幾句流利、帶澳洲口音的英語。但她最愛吃的,是茶餐廳的奶茶、腸仔包;她從小聽得最多的,是《傻女》、《月半小夜曲》。「爸爸常在開車時聽《月半小夜曲》,我本身沒有聽過,唱著唱著,便懂得背一小段副歌了。」 Rae不只愛唱歌,還從小便有着旺盛表演慾,據羅爸爸憶述,當年年僅兩歲的她,竟趁父母不注意,跑進陌生人的婚禮大肆起舞,更引起賓客圍觀:「那個寶寶在跳舞,好可愛!」最後,連帶羅媽媽也要闖入婚禮會場,把陶醉在音樂中的女兒抓回來。經此事後,Rae獲得了「Bobstacle Techno Beep」這個奇怪綽號,「Techno是音樂類型,Beep是聲效,不知合起來是什麼意思」,但反正與音樂有關。 Rae在香港讀小學、初中,「同學叫我聽什麼,我就會去聽,之後就(在YouTube)越找越多。」一首disco混音版的《多得你》,為她打開了香港Disco音樂的新世界大門,也為她日後的音樂生涯埋下伏筆。「有段時間,我突然瘋狂地聽香港Disco的歌,『動滋動滋』那些,然後就『哇!』好想弄這些。」 2018年在澳洲高中畢業後,Rae一直往返香港、澳洲之間,期間亦本著實驗性質,斷斷續續地做着音樂,連同其他音樂人,推出節拍強勁的Disco曲《遊戲》、《愛錯》等。不過,她當時並未認真對待自己的作品,只是「打算做一些很強勁、很開心的歌,開派對時給朋友、自己打碟用。沒想那麼多。」 而經過幾年的漂泊生活後,Rae始終更喜歡瞬息萬變的香港,「周圍都有好吃的,交通方便,可以逛街又可以周圍遊山玩水」。於是去年年尾回港後,她決定定居下來,更決心開始認真做歌,發展音樂事業。她開始在Instagram以reels形式分享自己的創作,以廣東話說唱為主,幽默而不失內涵。 如有雷同 實屬真實 Rae從生活發掘創作靈感,《多仔》講述男性私訊陌生女性,唐突邀約、騷擾她們的表現;《自己話事》則倡議「自己身體,自己話事」,個人打扮只需自己喜歡即可,毋需理會他人眼光。每支影片的觀看次數都超過十萬,最高人氣的《多仔》更是有四十三萬人次看過。 人氣高企,源自於觀眾的共鳴。在宣傳《多仔》時,Rae到中環做街訪,問女生她們是否「多仔」、有否受過奇怪訊息騷擾。結果她們紛紛表示遇過相同處境,收到的私訊五花百門:有人要求某女生讓他舔腳,又有人向她們索取穿過的襪子、拖鞋。這些「fuck boy」、會性騷擾的「色狼」等,同樣在Rae的私訊裏出現過,最終也被她寫進歌詞。不過,她收到這類訊息後,其實只覺好笑,「隔著螢幕搭訕那麼沒誠意!」 然而,另一首歌《女人唔好蝦女人(下稱《女》)的創作故事則相對沉重。身為長姊,Rae習慣照顧四個妹妹、調停家庭紛爭,卻沒想二妹會在外受欺負——學校竟有惡霸把她的午餐盒刮花,然後扔進垃圾桶。Rae隨妹妹回到學校,想一睹惡霸真面目,「我想知道她們憑什麼?」結果,她看到那些壞女孩全都板著臉,「難怪他們欺負你!她們自己都不開心,便想令到其他人都不開心。」Rae認為惡霸們是嫉妒妹妹漂亮又能幹,於是拿她來出氣。幸好後來她轉了校,便沒再受欺負。 不過,Rae還是為此忿忿不平,「我妹完全沒做錯,她只是存在,就被她們攻擊。」受妹妹的故事啟發,她在今年年頭寫下《女》,提倡女生間要和平共處,「自己解決情緒,不要發洩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」除了發佈reels外,她還請來另一位音樂人Luna Is A Bep合作,在YouTube為此歌推出MV。 MV裏,Rae和Luna再次走上街頭,訪問街上女性是否支持「女人唔好蝦女人(女生不要欺負女生)」,更邀請她們聯署表態,「我們看到街上有動物保護基金收集聯署,就想到做一個『愛護女人聯盟』的版本。」途人們不分老幼皆踴躍參與,她們花了約一小時,就收集到近三十個簽名。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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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過往,往往伴隨著「遺憾」二字。人類總愛幻想回到過去,改寫歷史。但倘若真能回到過去,你又是否有足夠決心,可以重新作出正確選擇?抑或是「人類總愛重複同樣錯誤」,終將殊途同歸? 只可惜開心的 再美滿總得耗損 誰真可把 現實逆轉? 透過《找出秒針的缺口》一曲(下稱《找》),三人樂隊Pandora帶觀眾展開一趟時光旅行,探究重新開始的可能。 《找》由成員Anakin作曲,Pandora三人共同編曲及監製。有天Anakin和Michael去球場打籃球,卻連續輸了十九場,二人無心戀戰,打算離開。就在此時,Anakin心血來潮給Michael清唱了他作的一小段旋律,「聽到已經起雞皮疙瘩了,如果加上樂器、簡單編曲,應該會好好聽,是我們會很喜歡的歌。」Tony聽了旋律後亦大讚,於是他們二話不說,立刻展開新歌製作,不料這首歌一做就是一年。 細節的雕琢 Anakin作曲時,已定好「回到過去」的主題,並將其命名為《Till We Meet Again》。「分手後,你總有很掛念、很掛念的時候。有些人選擇 move on,但那刻的我就想:如果回去的話,有些決定我不會這樣做,可能這段關係就不會斷。」但時光倒流只存在於幻想當中,Anakin也只能將這份無奈放進歌曲。 核心意念有了,接下來便是逐音逐拍的雕琢。「一定會有些部分,是我們聽了三個月便厭了。有沒有一些部分能讓人刻骨銘心,或想不斷重複聽?我們為此花了較多時間。」例如三人想在歌曲開頭營造孤獨感,便減去了大部分樂器、聲部,只留下人聲、木結他和少量聲效。他們覺得慢一點更好聽,為找出最理想的節奏,又將歌曲的拍子逐格逐格減慢,由90拍慢慢減到70多拍,不停試驗。 這種對音樂的一絲不苟,有不少是從監製舒文身上學到的。舒文長期為Pandora的作品監製,三人敬佩他的執著,也欣賞他的品味,尊稱他為「舒老闆」,「他說任何話,我都覺得:如果你這樣說,我都應該試試。」 一開始將《找》調慢亦是舒文的主意。他更給予Pandora錄音技術上的指引,例如以單聲道錄製結他聲,比起使用數支咪高風,將更能為歌曲營造孤獨感。此外,他更教導Tony將演技融入聲線,讓觀眾聽出「渴望回到過去」的感覺。「因為觀眾聽歌沒有畫面 ,最多只聽到聲音。所以在聲音裏都要聽到這些微細的東西。」 浪漫的誕生 一首好的編曲營造氛圍,一份好的歌詞更是能直擊觀眾心臟。為配合感性主題,完成編曲後,Pandora找來擅長柔和、浪漫風格的李文曦(Oscar)為歌曲填詞。「他的作品很多都有很滑、像絲綢的感覺。」雖然雙方是第一次合作,默契卻出奇地好。Anakin向Oscar解釋歌曲意念時,僅傳了一個Little Twin Star的貼圖給他:「他們在星空裏拖著手、不停轉著飄浮。我說副歌就是這個感覺,然後他就萌生了所有東西出來。」 一個Whatsapp貼圖,幻化成「掙開氣流擁抱星宿」、「地球裂開亦攜著雙手」。成員們對整份歌詞讚不絕口,皆為詞中畫面所震撼。就連歌名《找出秒針的缺口》,也是Oscar的傑作。Anakin讚嘆:「Time Travel可以有很多說法,例如『回到過去』……但說到時間,他(Oscar)就想到時鐘,然後是秒針,然後是缺口。秒針是沒有缺口的,但如果有的話,你就可以Time Travel了。」 豐富的意象有了,接下來便是MV。導演Pixel Ivan曾為Pandora拍攝《非理想愛人》、《靈魂吶喊》MV,今次則一改暗黑風格——他碰巧正在日本留學,一切便水到渠成:他找來導演朋友橫山翔一合作,之後的演員試鏡、拍攝、剪接,Pandora亦放手讓兩位導演全權負責。身為日本人,橫山更熟悉當地適合的取景地,成功將曲中的甜甜愛情融入優美風景中。 時光的考驗 在MV故事裏,就像許多平凡的戀愛一樣,男女主角相遇、相愛。他們像普通情侶一樣,約會、玩鬧,享受著甜蜜的二人時光。但不同的是,漸漸地,女主角竟發現自己的時間出現錯亂。隨著她用情越深,她的時間便走得越慢,為了不影響對方,她不得已離開心愛的他。男主角雖不明所以,但卻不願就此放棄。他努力找回愛人,抓緊她鬆開的手,將她一把擁入懷中。 究竟,真愛能否戰勝這場時間開的玩笑?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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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給你一次時光倒流的機會,你會改變過去的什麼? Pandora的低音結他手Anakin、鼓手Michael及主唱Tony即時起哄:「要把過去的兩張碟全部刪掉!」指的是他們樂隊於2019、2020年推出的兩張專輯《The Opening》及《Ain’t Stopping》,當中收錄了《鄰家的你》、《重聚那一天》、《前進號》等歌曲。顯然,他們並不滿意過往表現。 從讀書時期起,三人便偶有合作、夾band玩音樂,同時各自為生活打拼。2019年,一場表演正式凝聚三人,他們繼而組成現在的Pandora,四年來推出多首單曲,亦即將推出第三張專輯。怎麼來到2023年,他們竟說要刪除過往的眾多作品? Tony解釋:「未必要去到完全刪掉,但我們一定會多花很多倍心機,努力去做好那兩隻(專輯)。」刪掉作品只是玩笑,但抱有遺憾卻是真的。以往的他們靠直覺做音樂,未有多加思索,因此自覺並未呈現出最好的作品。不過,吵過無數場架、又互相扶持走過低潮,三人終於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。 兄弟相爭 Pandora三人相識多年,訪問期間常常插科打諢,互相揶揄。但今天感情要好的他們,昔日卻是爭執不斷。Michael苦笑道:「夾band十樣東西有九樣都可以吵架:我這樣打鼓,Tony這樣彈結他,不合聽就很容易吵。」他們各有對音樂的品味、準則,經常意見不合。Tony補充:「一定會有某首歌,是你聽了十秒就想要跳過。就算是自己寫,甚至隊友寫的歌,我們都會有這個感覺。」 一人不想要某隻歌,另外兩個卻很想要,那到底是做還是不做?「以往我們都會選擇照做,不太敢表達,或者沒想太多,先照著去。」但互相屈就下,即使最後把歌做出來了,也不是各人都滿意的作品。他們為此不斷吵架。而最嚴重的一次爭執,發生在2021年。當時因疫情嚴竣,Pandora失去所有演出機會,鬥志變得消沉。「我們以為會有很多演出,但那時什麼都沒有,那還組什麼樂隊?」他們開始不斷互相挑剔,甚至互相憎恨。 期間,Michael更患上憂鬱症,度過無比煎熬的時期。「那時出完第二隻專輯,很空虛、寂寞,又和兩位隊員吵得厲害,加上家事、女朋友的問題,就患上了憂鬱症。我每晚都是自己一個,抱著我的狗哭,不知怎麼辦。」在團隊低迷的氣氛下,三人唯有先停下來各自沉澱,暫停合作長達一年。 浴火重生 不過,三人在休息期間,仍不約而同思考着一個問題:「到底我們是為了什麼夾band?」再重聚時,他們得出結論,「原來大家最關心的都是:我們三個一起組樂隊,是想透過Pandora向世界表達什麼態度?而不是由自己出發。」於是,他們放下自尊、個人執著,重新出發。他們後來的所有創作都以團隊為先,設立原則:隊員要一致對歌曲感到舒服,才能繼續。從此,他們再也沒吵過架。 但Pandora的創作過程並未因此變得一帆風順。反之,他們恆常地捨棄多首歌曲。Michael解釋,他們無法預知一首歌的效果,「因為我們始終有三種樂器:結他、低音結他、鼓,加上人聲,聽的時候可能還好吧,然後Tony加上混音,我加上編程,(效果)就不行了。」於是,他們寧願捨棄不滿意的成品,也拒絕再將就。Anakin說:「不要因為我很喜歡,就覺得一定要,不能這樣。那怎麼辦?就用另一首歌。」 耗費大量人力、時間在一首歌上,卻待做到一半才放棄,不會很浪費嗎?Michael則這樣回應:「如果我們用很多時間出一首不喜歡的、或是不滿意的歌,那就真的是浪費資源了。」他也曾有特別喜歡的一首歌,記錄了他的抑鬱時期,卻不符合他與隊友現在的狀態,「因為我和他們經歷的事很『天與地』,他們投入不到也很合理。我也不希望大家投入到、經歷到(這些事)。」最終他們斷斷續續嘗試了一年半,還是決定暫時擱置歌曲,不勉強讓它面世。 工匠精神 當然,對作品越是執著,所花的時間便越多。以上一首歌《找出秒針的缺口》為例,Pandora就花了足足一年雕琢(詳見下篇訪問)。其中,監製舒文的影響尤深。Tony感動道:「他要同時處理很多首歌,但仍願意一星期為我們花20小時,去跟我們雕琢,真的不知可怎樣感謝他。」 又例如去年推出的《風月》,他們在舒文建議下,將節拍從78拍調至77.5拍。0.5拍之差,「真的不是人人聽得出,甚至我們也不是很聽得出,但是出來的效果就是:『嘩!』」拖慢節奏,更貼近人說話的語速,不僅讓Tony咬字得以更清晰,也更能突出歌曲的浪漫氛圍。 舒文對創作的執著感染了整隊Pandora,Tony續道:「他真的教會我們,就算是很微細的轉變,也可以幫首歌一步步地昇華。」三人開始不斷提高標準,亦互相監督,遇到不滿意之處,「即使用了38天,也還不夠好,那你多給我300天吧。寧願不出歌,寧願不出房門,都要做好這件事才可以。」 Anakin笑稱:「我們越來越像日本人。」Michael插嘴和應:「是啊,我們昨日剛吃壽司!」——但這其實不是指他們喜愛和食,也非指他們的日系衣著,而是指他們如日本人般嚴謹的工匠精神。「假如我做麵,就要做最厲害的麵,最滑的麵。 現在我們做音樂,其實都要(秉持這種精神)」。歌曲中一分一秒都要花盡心思,為的除了是對得起自己,更要對得起樂迷,向他們呈現最好的音樂。 鄰家的你長大了 回望過去的作品,Pandora承認有很多自己也難以忍受的不足:「呢條友搞咩?」他們無悔曾推出如此青澀、「𡃁仔」的作品,也不打算再次灌錄,但希望以新方式呈現舊作——今年十月,他們將舉辦專場發布新專輯,屆時不但會表演新歌,更會重新演繹舊歌,讓觀眾見證他們在唱功、風格等方面的蛻變。 當然,Pandora的專場不只有舊酒新瓶。新專輯以故事串連,在故事裏,地球已不適合人類生存。故事分為四部分,從絕望,到逃生,到回憶,到登陸,「是很多人每天都會做,或者想做的事」。 即使遇到令人絕望的事,也要有勇氣從絕望中逃生。而當事過境遷,回顧從前,也要記住當中的教訓,而不是錯了就算。面對前路,Pandora寄語觀眾:「每人都有令自己開心的地方,只要你肯找,就會找到自己的潘朵拉。找回自己最喜愛的東西並去做,就好像我們三個都想找回音樂、找回對方一樣。」 四年間,Pandora褪下稚嫩校服,逐漸長成大人模樣。對於未來,他們選擇隨遇而安:「我們沒有特意想過,就寫了首《安全距離》;我們沒有特意想過,就寫了首《找出秒針的缺口》。」也許未來他們會收穫更多意外之喜,推出更多專輯,甚或是到世界巡迴演出,但唯一不變的,將是他們對音樂的執著和熱誠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Pandora樂隊《Galaxy Within 2023》 日期:2023年10月29日…

在成名或資深之前,香港的文字工作者大多只領微薄薪金。香港網絡小說平台Penana的華文地區負責人Anthony說:「王貽興曾說每個月的版稅比生果金還要少。」帖文中,王提及前輩所在的輝煌時代,一次版稅足以支付沙田第一城的首期,十年前的版稅好比外傭薪金,後來跌至與生果金相若,19年打後甚至只餘下政府交通津貼的程度,只能無奈慨嘆「前世做錯事,今世愛寫字」頂硬上。 「平台目標是想養育一班作家,令其作品被看見,最好能賺錢,才能維持整件事。」Penana創辦人之一Coen說,他與朋友因興趣而搭建了這屬於網絡文學的平台,從只鼓勵創作家互動創作、提供園地讓作家開墾耕種,直至推出付費訂閱功能,每一個階段也因應作家、讀者與整個生態的需求而作出回應。根據去年平台的數據,從訂閱、打賞及收費所得的收入,新人作家每月約得$500至$1,500元,中層作家可得$2,000至$9,000,頂層作家則有$10,000至$30,000;年度全站作家共獲得100萬元的版稅,其中90%為香港作家。 或許網絡小說平台能供作家殺出一條新血路,但仍引發不少關於閱讀生態、文學水平、實體書價值等疑問,在本篇文章中,來與Penana的兩位代表淺談討論吧。 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:Mak (@iunyi_) 網絡文學的新園地 在大學時期,Coen與另一創辦人宋啟鋒對香港電影情有獨鍾,二人偶爾會聚在一起撞橋寫寫東西,那時候便想建立一個平台,與更多人一起集思廣益:「整件事其實也很熱血,是很夢想的一件事。」有了想法,他們便開始執行,先在英文地區推出第一階段的Penana,「那邊的人更開放、更願意給予意見,再完善平台應用在中文市場。」2014年,平台初成立時,Coen主要負責設計、用戶體驗和調整平台的工作,直至上了軌道,他才着力於營運和財務上。 而Anthony則是中文系出身,曾於全港某大型出版社工作,把行業的好與壞一盡收在眼底,「很多位置是封閉了,以至和電影一樣,造成了一些斷層。」畢業後,他突然萌生寫小說的念頭,惟看盡本地出版界的炎涼,令他從最初時已不曾想過加入傳統出版社,轉投網絡平台的懷抱,台灣的平台、香港的討論區也是其目標,即使他心中埋藏着「中文系」的堅持:「看到人工,甚麼堅持也會放在一旁。」因緣際會,他找到了Penana這個平台,發現其技術和介面能築起一個不錯的閱讀生態,既融入了讀者與作家的雙向互動,卻不會像討論區模式般干擾閱讀,且留言算是有營養,「台灣讀者會用幾百字去分析文章,內容正確與否是另一回事,但至少討論能讓作家進步,同時感染其他香港讀者模仿,不要留一些沒意思的留言。」 有感Penana是一塊璞玉,Anthony便聯絡平台的管理人,主動提出不同計劃,並獲邀請加入團體,一起開墾香港網絡文學的土地,那年是2017年。 實體書與網絡小說 一直以來,香港文字工作者付出與收穫的不成出比,讓很多人心灰意冷投筆離場。「新作家一年賣1,000本,每本$100,版稅10%是很正常的計算方式,他一年花幾個月寫一本10萬字的書,卻最多只賺1萬元,薪金比7-11還要低。」Anthony認為,堅持寫作不等於認同不公平待遇,而網絡打賞與訂閱則能提供較合理的回報,至少足以令作家們留下。這或許會被質疑影響實體書的銷量,他說:「至少令作者願意寫下去,不然連文本也沒有,只會得個吉。」 生態轉換,網絡文學的出現也是順應時勢,Coen直言:「大家也離不開手機,真相未必是網絡小說影響了風氣。」Anthony續言:「大環境改變了,令網絡小說出現來符合這件事。」實體書主打深層閱讀,一個人沉浸於書本之中,不會有任何互動;網絡小說則多了更多的互動,作者與讀者、讀者與讀者,造就更多的討論風氣,Anthony舉例:「前者就像以前的電影台,後者就如YouTube、live streaming。」 再者,在資訊爆炸的年代,人們的集中力早已被短片炸得碎片化,大部分人若要放下手機、專注看書30分鐘也如坐針氈,而主打門檻低的網絡小說則提供了便利,「用手機『碌碌碌』便可以看,不用特地買書,又能隨時打斷閱讀。」現在,網絡小說題材有愛情、玄幻、生存、科幻或武俠等類型,語言既有書面語亦有粵文,形式除了傳統故事模式,也有讓讀者投票選擇角色行動的互動故,加強讀者的參與度,使閱讀的樂趣也更多元。 「香港文學已死」 網絡小說其中一個特點是更新快,不少作者採用日更方式,若讀者的留言、讚好數字達到約定,便會再加更,以解讀者餓故之苦。不論是平台或討論區,皆不會有編輯之角色,所以芸芸「講故台」的作品自然良莠不齊,故又出現另一論調為網絡小說是否拖垮了文學質素。 「蕭生(蕭若元)也講死電影界,其實這個批判方向很類近。」Anthony認為作品數量越多,質素自然越參差,或許有人認為是劣幣驅逐良幣,但需思考甚麼是劣幣?「試當真對傳統電影業界是否劣幣?年輕人不是這樣看,其實劣幣的定義也隨時間推移而轉變,而且網絡平台的確鼓勵更多加去寫作。」 而Coen則認為網上也有客觀定義的數據:「like和views可能告訴你有多少人看。」除此之外,同時作家也有自己的書迷,他們的留言通常一矢中的毫不修飾,例如某一章節沒甚麼內容、劇情也沒有進展,讀者便會留言「負皮!」、「是否沒有靈感…」等,單看留言也能知道作者的狀態。Anthony十分同意道:「香港人性格很喜歡投訴,鞭撻自己人也很用力,寫得不好便會離棄他,所以也是一個方法維持作者的水準。」同時,Penana也會邀請港台知名網絡小說作家分享,並開辦寫作班,培養新生代作者的寫作與鑑賞能力。 養育作者 人人有責 Coen最初與拍檔創立平台,希望提供一個良好的創作空間,讓作者能互相切磋、交流和寫作。「希望能達到作者想做的事,作品有人看,也賺到錢。」所以,Coen參考了中國、台灣等地的平台,找到成功的商業模式,便發展了Pena幣、訂閱和打賞等功能,他直言也是各持份者之間的信任:「相較於讀者一向看免費內容,會否突然願意付錢,我們更擔心作品是否值得讓讀者給錢,還有如何確保作者收錢後不會脫更。」一步一腳印,推出打賞模式後,Coen再加以觀察當中生態,再加入AI推薦工具增加讀者作者之間的媒合度,在一年後才再加入訂閱功能,讓整個模式發展得更成熟。 「我覺得和社會事件有關。」Anthony分享個人看法,在19年之前,大多數人漠視本地品牌、創作,卻意外在那年慢慢發掘香港時,看到這些為了興趣而不惜代價寫作的人,「一餐飯的錢扔下去,無償給一個作者,其實是應該的。」之後,不少媒體、創作者也使用訂閱方法養活自己,而從前愛做「免費仔」的香港人,也越來越願意掏出真金白銀來支持,「雖然是在苦難之後才體現到,但真的要這樣做,文化才能延續下去。」 有了金錢支撐作者的生活,他們能持續產出作品了吧?「做作家管理時,會盡量令他們的心理狀態不那麼壓迫,這涉及心理的事。」Anthony直言,不成熟的連載作者很容易壓力爆煲,為了防止他們爆炸,平台的團隊會定期監察駐站作家,關心其個人、家庭生活,「才不會糟蹋了人生某段時間,也不會因為數據而放棄寫作。」因為興趣而寫故事,若變質成為了金錢寫作,則失去了意義,Anthony說:「希望新人都可以在計劃裏,慢慢健康地成長。」 從網絡小說築起的文化產業鏈 從Penana去年的年度數據看,台灣的「不重複獨立使用人數」為58萬人,而香港則是71萬人;「合共閱讀時數」前者為27萬小時,香港總數多出10萬小時,為37萬小時;最後,「作者與讀者比」數字是台灣1:28,香港1:70。 用數字說話,Anthony說:「其實我想證明一件事,香港作者是有讀者的。」儘管台灣的人口是香港約3倍多,作者的競爭更激烈,但以主動尋找線上閱讀平台的讀者而言,香港讀者的閱讀時長完全不遑多讓,他續言:「很多人說香港人不看書,台灣人喜歡看書,反之亦然,因為我們身在此山中,看不到全貌,才產生很矛盾的想法。」有人努力寫作,亦有人欣賞作品,正因為這個原因,Penana希望為網絡文學重新建立穩定性,才能讓這文化產業繼續扶搖直上,「香港電影近年慢慢算上去,我們也會想如何借電影的上升,再帶回去下游的文化媒介。」 三哥(資深網絡作家三聯幫牟中三)的小說改編電影《陰目偵信》將在8月首映、ViuTV把平台原創小說《已讀不回死全家》改編拍成劇集《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》等,說明網絡小說的互動不止於作者與讀者,還可以是商業之間,Anthony說:「齣戲能帶動人們看書,書好便用來拍戲,這樣才是一個正常產業鏈的循環。」一個成熟的平台,能清晰提供網絡文學的趨勢、數據,才好讓其他產業更易接觸,「個個單打獨鬥,電影公司不會逐個pitch,希望這樣可以建立一個穩定的紐帶,給予投資者信心。」過往香港文化產業的興旺,也正正如此運作,金庸的武俠小說、衛斯理的科幻小說等,出現斷化便應作出修補,「作為一個持份者,我們可以像細胞一樣慢慢縫合傷口。」透過電影、文學等藝術創作,香港人或許能找到自己重視的核心價值,而循環順利便有助產出更多作品,期望一天能由觀眾使香港重新覺醒,一切尚未完場。 背負的責任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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