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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957年,我在越南出生。」歐德成(Paul Au)小時候常常「黐」歌聽,鄰居播披頭四、貓王,他便跟着聽,直至他15歲那年:「老豆突然買了一部黑膠碟機。」70年代,香港人每月薪金約百多元,每張碟售價$20,絕對是奢侈的玩意,正在打越戰的越南更有過之而無不及,一張碟等於一個月房租,Paul說:「同學仔有就借,或是翻版只要$4、$5,再不捨得便買卡帶錄歌。」 戰爭煙硝未散,面對即將成年需上戰場的壓力,Paul下了決定離開:「有些被我『黐』歌聽的哥哥,被拉去當兵,有些死了沒有回來。」17歲的Paul決定「遁」來香港:「走佬啦!」隻身來到,曾在銅鑼灣某間酒店當「後生」、在唱片公司工作、無業,但不論哪個時期,他也不曾離開音樂和黑膠碟。 契機下,Paul在1984年開始,在鴨寮街經營黑膠走鬼檔,直至沙士上樓,50年來皆與黑膠碟為伴,他笑說:「失去它可以說不行,人要吃飯,靈魂的食物就是音樂。」對了,雖然因為逃難,Paul未能把第一張碟帶來香港,但多年以後他又重新把它收藏,那張清水樂團的「Cosmo’s Factory」也放在他店內「Vinyl Hero」。人生呀,能找到一件刻進骨子裏般喜歡的事難,可以一生都堅持做着更難,讓我們小心翼翼的取出唱碟,把針對準唱盤的洞,回到Paul那段當初被遺忘的時光…… 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:Mak (@iunyi_) 他們的全盛時期 最初,黑膠碟並不是用塑膠製成,而是昆蟲的排洩物及分泌物凝結而成的「蟲膠」,Paul說:「百多年前,那些是留聲機碟,人們把蟲膠壓紋做黑膠碟,但聲音不悅耳。」此外,留聲機碟像石頭一般重,保存很比較困難,因為一跌便會碎掉。 40至50年代,黑膠碟技術更為純熟,已經製作出接近全真的唱片,惟當時世界正陷於紛亂的戰爭之中。二戰結束之後,美國進入「垮掉的一代」的嬉皮士時期,人們充斥着反戰、反制度、環保意識冒起和探索自我,自由的空氣是創作的最佳土壤,因而誕生了許多至今仍經典流行的音樂、樂隊。Paul出生在越戰之中,他直指美軍把歐美流行文化傳入:「他們的剩餘物資、唱片流出,有人會執去賣。」他直言,小時候其實不懂音樂,只是覺得好聽便會聽,喜歡就好。 從那時候開始,Paul便與音樂和黑膠碟結下不解之緣,甚至會跟隨越南的嬉皮士學「夾Band」,即使1975年為了躲過兵役征召逃來香港,之後也不錯放棄愛好,當時仍是黑膠碟的全盛時期,他回憶着說:「60、70、80年代幾十年是唱片業最厲害、最蓬勃的日子,之後90年代便沉下去。」 喜歡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初來港時,Paul住在北角的天台木屋,他笑言:「一次過交數萬元,便不用再交租。」住了約8年,在1983年因拆卸需搬離,他說:「你知道我們這些飛仔,有時候夾Band打鼓,別人不喜歡,曳嘛。」最終他在深水埗黃竹街找到一間天台屋。 「那時候則好沒工作,經常在鴨寮街閒逛,誰知讓我看到有些狀態良好的黑膠被扔在街上,每隻$2平賣。」說到黑膠碟,Paul的語氣總會激動一點:「以前沒錢買,現在這麼便宜,當然買!別人覺得過時不流行,我流行!」本來是一張一張的買,後來攤販直接建議他整箱買,流落在街頭的黑膠碟,一一被Paul收留,所以他才被其他愛好者稱為「黑膠碟養父」。 黑膠碟嬉皮士 隨着收集的碟越來越多,Paul便想:「不如在街邊試試開檔,賣出去有錢,便可以多買一些不同的碟,豐富自己的藏量。」就這樣,一隻原價$20的黑膠碟,丟棄後被當成撿破爛的賣$2,Paul購入後再以$5售出,能成事也叫他驚訝:「竟然有同好來買,賺下賺下多點,做了幾十年,直到現在。」 你能想像年輕時的Paul嗎?單看可能想不到,但或許能從說話中找到一點端倪,店內有一張舊照,綁着頭巾、穿着皮衣、闊腳褲與厚底鞋,還開着一輛哈雷電單車,他語帶滿足道:「全城只有兩輛,威盡!很多女生都說要坐我車尾。」他分享,那時候在街上唱流行的「飛仔飛女歌」,如果能搭上嘴唱上一句,便能認識異性,這就是那個年代的「Flirt女仔」或「Flirt男仔」。 那時候的他,生活除了黑膠碟,還有同樣喜愛的電單車、碟機、樂器,Paul分享:「我曾經在樂器舖打工,喜歡哪一方面,就去做那些工作,都是做興趣內的東西。」有些人一身追求安穩,有些人則喜歡隨心而行,而Paul顯然是後者:「人生一路做、一路玩,很精彩!如果做不喜歡的工作、不玩、不開心,人生就不豐富。」 失去的是人生、時間和金錢 「因為黑膠碟,我賺到一些東西,但蝕了人生、時間和很多錢。」Paul站在一箱箱黑膠碟之中,感覺都快要被淹沒了,他邊說邊替客人找出唱碟。 2001年,董建華特首年代,Paul說那時候的倉庫很不值錢,深知黑膠碟的水很深,長遠下去一定有土地問題,他便把心一橫把心愛的哈雷賣掉,買下四個倉庫存放珍藏。「經常交租蝕很多錢,雖然不捨得,但也要理性,除非有很多錢去蝕。」Paul看着舊照中的哈雷,又細說電單車的威水史:「是明星車,黎明、郭富城、羅大佑也租來拍戲,很多港產片也能看到它。」不過,雖說Paul的唱片倉是買的,但每個月仍需要付不同雜費開支,像管理費、地租差餉等,即使磚頭價格翻倍又翻倍,他還是賠錢做:「我沒有賣,又沒有租。」 除此之外,Paul的家人已移民到加拿大、美國,他們亦曾勸Paul把唱碟處理掉,到外國一起生活,他說:「我不捨得。」同時,活過一甲子,「蒲」過精彩過,現在仍是形單影隻,又是否因為黑膠碟?他一頓:「是呀,女孩看到你每天也『wee運運』,沒有人接近我。」從年輕時,Paul似乎已很清楚自己的歸宿:「我不是住家男人,是流浪漢,你知道Hippies(嬉皮士),喜歡一樣東西便會在那落地生根。」自2003年,Paul從走鬼檔搬上惠康大廈後,他已沒有再回到黃竹街天台木屋的家,他看着圍繞在身旁的唱片說:「因為它們,我已經在這裏40年。」 為黑膠折翼的浪子 對於Paul而言,黑膠碟就是生命的一部分,為它犧牲的一切,就只是為了一個保護他們的機會,他說:「我喜歡的碟丟在街上也沒人要,但很多人搶着要的,我又不喜歡。」像是蔡琴的《被遺忘的時光》和《老歌》,台版唱碟因採用日本錄音技術,保存完好炒賣至萬多元,而港版碟也炒至數千元,但這些都不是Paul的心頭好,所以全都供客人尋寶之樂。那麼,他喜歡甚麼呢?《Love Story》電影原聲碟、《Finger Trip II》、法國小雲雀Édith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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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罩之後,大型音樂活動陸續舉行,除了Clockenflap,還有西九文化區(西九)x HKT舉行的HKT西九音樂節。首屆流行音樂節POPFEST,無獨有偶,都是走音樂聯乘、跨媒介,呈現多元香港流行音樂文化的路線。在網上聽歌極容易,音樂創作和發布門檻都降低的今天,才華橫溢的音樂人湧現,但,如何才能讓這幾年的百花齊放,不至於曇花一現?我們向資深樂評人袁智聰提出了這個問題 —— 香港音樂需要乜? 商業與持續性的永恆戰爭 「香港音樂,需要更多新嘅聲音,更加需要新嘅地方。」袁智聰以一句說話總結。他表示,近年新進音樂人越來越多,社交平台為他們提供了大量曝光機會,整個樂壇要再進一步,就需要實體表演場地,「場地香港不嬲都唔夠,尤其嚟緊會有好多外國音樂人嚟表演,九展又重建。」 文化層面方面,當加入商業考慮之後,香港往往少有具持續性的音樂節目及音樂雜誌,這與香港整個文化底蘊未夠深厚有關,「一個樂壇嘅健全發展,需要持續性。」 回想西九過去有關流行文化的搞作:2012年出現的「自由野」,每年一度在西九草地上以開放空間形式,讓不同藝術家表演互動,再演化成之後的「自由約」,定期舉行,再有留白Livehouse一星期幾晚的小型現場音樂演出,「其實已經同緊啲樂手crossover。」袁智聰認為,這正是西九與其他舉辦文化藝術活動的單位不同的地方。 這種形式的活動,並不賺錢,更需要有場地支援,一般商業機構難以推展,「西九唔係純粹當一盤生意去搞,有佢哋自己機構嘅理念,當然亦都就係阿龔(龔志成,著名音樂人,現為西九當代表演藝術主管)咁多年做緊嘅嘢。」 延續由聯乘擦出的火花 提到crossover,近年香港音樂界內,聯乘演出的確變多了,有別於過去傳統主流媒體舉行、邀請不同歌手合作的「聯乘音樂會」,近年的聯乘演出串連了不同位置,「歌手加樂手,咁先collaborate到,多啲新合作,多啲音樂上嘅火花,以前嗰啲,我會形容係同場共演。」袁智聰說。 如果想更臻完美,聯乘演出之後更可以推出音樂作品和相關產品,「crossover唔係只做一場show,我更加expect佢哋(音樂人)可以走埋一齊去做歌。以前好多show連live album都冇出過,有啲浪費。」他補充。 不過對比外國,香港這類聯乘演出顯得較為被動,一般需要由中間人推動和促成,這與整體的市場情況和業界習慣有關,「外國音樂人係自己嚟料,可能因為外國做音樂方式比較自主。」 策展大型香港音樂博覽會 袁智聰表示,當西九以策展人身份策劃不同活動的時候,亦可以得到不一樣的效果。例如今次兩周合共十天的節目,POPFEST將創作歌手、新晉偶像、樂隊組合和其他音樂人、音樂總監串連,「curate一啲兩邊都會有chemistry發生嘅活動,令聽開pop嘅人去聽吓其他嘢。」 承接上面的「西九唔係純粹當生意去搞」,POPFEST並非所有活動都要收費,例如即將在「M+夜不同」舉行的「的士高之夜」,和在藝術公園大草坪、海濱草坪東面及留白Livehouse舉行的逾35場演出,均費用全免。「今次嘅POPFEST對我嚟講,就係一個大型香港音樂博覽會。」 視覺享受的士高文化 「的士高」之夜貫徹西九M+「視覺文化博物館」特色,以空間佈置、燈光和投射影像等視覺元素,將光庭變成舞池,並邀請現場DJ把經典廣東歌曲重新混音,將風靡一時的disco呈現眼前。 袁智聰分享,disco文化與香港共渡了一個黃金時期,「視覺上最signature一定係啲燈,我嗰陣都拉抆邊可以去蒲。」有別於之後的「蒲」,80年代disco是靚人潮人集中地,又會有Noon-D(午間開放時間),「未夠秤都可以入去」,更是外語歌曝光plug歌的絕佳場所,「你會喺舞池上面見到陳百強跳緊舞,佢唔會喺VIP房唔出嚟,呢啲先係當時傳奇嘅畫面!」 一個機會・新的體驗 說到最後,袁智聰笑着說:「具體啲講,去大型音樂活動就好似食咗一場自助餐,只要你保持開放態度,去認識、吸收、嘗試,咁你就會多得着。」至於得着多寡,「我就唔敢講,你可能得到一個好驚艷嘅餐飲體驗,都不排除好多人係去打吓卡,但至少係一個機會,令你去愛上一種新嘅嘢。」 他說,同類活動例如Clockenflap都有同樣效果。POPFEST的不同之處,他再笑笑:「呢場自助餐有啲位,唔使錢已經可以食到,可能海陸空都齊晒畀你!」 — 香港最大型室內外流行音樂節 HKT西九音樂節 詳情留意 wk.org.hk/popfe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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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nny Summer、夏韶聲,提起這位香港樂壇前輩,聯想起「空櫈」、「結他」、甚至「外星人」都不足為奇。但如果說,更合適的關鍵字可能是「樂隊」、「日本」、「電腦」,你又能否想到其中的關聯?一切,應該從他的名字說起。   UFO和香港搖滾之父 在成為「UFO之父」前,Danny早有「香港搖滾之父」的稱號。而Danny Summer這個名字,是80年代日本著名吉他手竹田和夫為他改。夏韶聲受竹田邀請加入樂隊「Creation」到日本演出,為了讓歌迷更易記得,他便成了Danny Summer。   這位首名獲邀到日本表演的香港音樂人,在訪問正式開始前提到,近年沒有脫離音樂,但更多時間是沉浸在不同的興趣當中 —— 包括剪片和畫漫畫。是的,年輕一輩對他的印象,相信離不開「外星人」,皆因他擁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,經常分享對宇宙生物的看法。Danny認真地說:「啲片真係我自己剪!」言談間更拋出幾個頗技術向的專有名詞,顯示自己對電腦的知識是「真材實料」,絕非吹水。   以電腦喻傳承 輕鬆過後,回到較為認真的題目。這次見面,是因為即將舉行的首屆「香港流行文化節」,主題是傳承,但甚麼是「傳承」?他以電腦作喻:「你買一部新機,基本嘢喺度,你要輸入programme去做你應該做嘅嘢,想做嘅嘢。」太玄?他補充:「即係我入咗啲programme入去,我學咗啲新嘅嘢,喺呢度創造自己嘅嘢。」   乍聽好像有點難明,加上實際例子,就會發現好到point。Danny表示,張國榮和梅艷芳在80年代極有代表性,堪稱經典,而在他們之前,亦有其他人為廣東歌奠下根基,例如帶起廣東歌熱潮的許冠傑。再向前追溯,有顧耶魯改編The Beatles的《Can’t Buy Me Love》及《I Saw Her Standing There》成《行快啲啦》和《一心想玉人》,「呢個仁兄可以話係開廣東歌先河。」   香港流行文化曾影響東南亞 承傳就是一個文化,有人開始,「傳落來就有人跟住咁樣做,就做靚啲,去到張國榮梅艷芳嘅時候就再做靚啲,嗰陣時整個氣氛都係咁樣。」Danny憶述,那些年的香港流行文化,不只在香港流行,更影響東南亞不同地方,可謂舉足輕重。   他亦分享了70、80年代歌星走埠情況:「嗰陣佢哋唔係收鈔票,係收金條,地位崇高。」以音樂賺取收入,之後實現自己的夢想,「唔只出唱片,仲會搞舞台劇啦,你會感受到香港音樂文化幾咁發達幾咁好!」   打開耳朵衝出去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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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是聽廣東歌長大的嗎?很多80、90後的重要人生階段也有一首非它莫屬的主題曲,畢業時一定與好友們唱着《Forever Friends》、與初戀感到彼此是《天下無雙》的一對、為未來感到迷茫時則要來一首《我的快樂時代》,記得那些已塵封的稚嫩過去嗎?90後歌手吳林峰也是被廣東歌餵養長大,聽到陳奕迅充滿撫慰的嗓音,便以成為能唱出故事的歌手為目標、又因為感到有趣而在初中的校內歌唱比賽唱了林峯的《如果時間來到》,後來他走到街頭Busking並開始寫歌,街頭表演了六年快要放棄之際,又誤打誤撞成為2019年的樂壇新人。 從守在收音機旁默寫歌詞的小樂迷,吳林峰憑住一點堅持一點愛面子的心態成為台上的歌手。可能你沒有聽過他唱的歌,也未必聽過他寫的曲,但不論觀眾有多少人,他都篤信做每首歌也有責任:「一定會影響到某啲人,可能3、4個也唔緊要,但要對得住自己嘅作品。」 文:Hoiyan|攝:Mak 守在收音機旁抄歌詞的男孩 小學時,吳林峰剛與父母來到香港,三人住在空間狹小的小房間裏。在同齡小朋友放學後看着電視兒童節目「放學ICU」時,吳林峰則是伏在收音機旁,一知半解地開始接觸流行曲的花花世界。不過,那時候他沒有MD機,聽到喜歡的歌如何「重播」?「我會抄歌詞,記得信和樓下有好多唱片舖,聽完歌會去嗰度唱畀姐姐聽,問佢哋歌名。」吳林峰笑道,因為小時候的自己性格比較「摺」,又不太喜歡與別人溝通,當時讓他珍視為娛樂的音樂,意外地變成一顆種子,不斷被音符、旋律和歌詞灌溉,開始長出嫩綠的芽。 升讀中學後,吳林峰的媽媽從社區中心搬回來一台二手電腦,他說:「搵歌就方便咗啲。」除了電台DJ的播放清單外,吳林峰也開始主動出擊,在SoundCloud或Foxy中尋寶,他舉例:「喺茄子蛋仲未紅嘅時候,我已經聽過佢哋啲歌。」聽到了喜歡的歌,買回來CD後會細聽每一首歌,翻看歌詞本中甚少人留意的幕後製作名單,他解釋:「心入面有個底,如果有呢啲人出現,首歌一定會好聽。」性格方面,他也從小毒男變成擁有自己朋友圈子的大男生,先後因為被說聲音像許廷鏗而在比賽唱了《螞蟻》,又在朋友起哄下以林峯的《如果時間來到》參賽。 然而,這小小的舞台如何能困住年少的熱血和夢呢?在中四的下學期,吳林峰便走上街頭,開始其長達6年的Busking之路。 不想後悔?現在就去追夢吧! 在人生哪一個時刻,我們開始將轟轟烈烈的夢想拋諸腦後,從初生之犢變成營營役役遵守遊戲規則的齒輪?這是日本樂隊Mr. Children的一首歌曲《くるみ》(Kurumi)所說的故事,讓當時已開始以玩票性質創作歌曲的吳林峰深受觸動,為了不讓自己老了才後悔沒追夢,他開始認真的用一粒又一粒的小豆豉譜寫出自己的心情。 從那時候開始,成為一個唱作歌手是吳林峰的目標,而他希望用歌去記錄生活中有情感和溫度的事。對於他的創作或風格,盧廣仲和陳奕迅影響最深,他說:「盧廣仲啲歌好似冇咩意思,好無厘頭,但其實係一本日記寫低佢人生每天發生嘅事。」前者讓他發現原來創作可以很自由;後者的嗓音讓他感覺到很被了解,每一個時刻也總有一首適合你的陳奕迅,他語氣堅定說:「我好確定自己要唱得似佢,唔想係唱歌,我想講歌。」 不過,把鏡頭拉闊一點,看看當時整個香港樂壇的大環境,充斥着開心情歌、失戀K歌,甚至有人說樂壇已死,不少樂迷也轉會到日韓台的音樂世界。「香港每個人都趕住返工,聽歌都變成咗一個尋覓安全感嘅方法。」吳林峰嘗試以「上帝視角」回看當初,有些人會覺得唱片公司複製成功例子打造新人,倒模的歌手形象、相似的歌調,全都一式一樣,但他仍認為那時候的廣東歌有很多優點:「廣東歌嘅曲是特別melodic(有旋律),其中一個原因係廣東話有9個音。」而且,早期不少廣東歌是翻唱旋律多樣化的日文歌,又或者簡單悅耳的英文歌,集百家大成,最可惜的是,市場沒有足夠勇氣走出舒適圈。 香港製造的一浸「除」 當初因為追夢走到街頭演唱,卻因為多年沉寂尋不到伯樂而感到沒有未來,於是想做一隻屬於自己的歌圓夢,他笑說自己是愛面子的獅子座:「同時都想搵一個型啲嘅方法退場。」當時的他心想,完成這首歌後,從此不再異想天地把音樂當作工作,只看成興趣或許也很好。有了這一個目標,吳林峰的生活便是Busking、寫歌、工作不斷循環,把人情卡「碌爆」找朋友幫忙錄歌製作,更曾試過因沒有錢而被迫中斷錄音,他說:「唔夠錢就停一停,返幾份工,夠錢之後繼續再錄音。」能做到這地步,不是真心熱愛,應該也難以捱過。既然音樂彷如你生命的一部分,又為何要放棄呢? 「做Show $200、$300、$500或者$1000都唱,我覺得自己好似做雞。」吳林峰坦言,雖然可能某些人聽起來不舒服,但這確實是他在表演時的感受,是一路走來的血與淚。在一些表演中,他曾問主辦單位能否唱自己的歌,只換來對方一句冷言:「我哋有提供歌單。」或是賣力唱歌時,在場的人沒一個在意,有如一個「人形Amp」播放着背景音樂,不禁讓他質疑自己到底是音樂人還是廉價表演工具?他不解道:「我好憎呢種感覺,搞唔清楚自己身分。」這樣沒有前路的6年,讓他不敢再去夢。 而這也正正是很多音樂人面對的苦況,在香港做音樂難以支撐生活,他們甚至需要一份正職來供養音樂,然而諷刺的是有一句老話「音樂是來自生活」,吳林峰說:「已經無法生活,仲講咩音樂?」但他很清楚這是一個考驗:「通常越難捱、越痛苦就越有藝術感。」以Jazz和Blues為例,就是當時在黑人生活被壓迫下所誕生,所以堅持堅持幾多錢一茶匙?他說:「香港其實有好多好勁嘅痴線佬,都是被迫出來嘅獨有藝術文化,所以我們嘅音樂、影像或者文字,一定有一浸除。」對,這熟悉的感覺,就是香港。 放棄的轉角是希望 上面提到的「退場歌」,就是《你是萊特》。這首歌歷經重重難關終於面世,吳林峰在社交平台上發布,並投放了$20賣廣告,讓他終於等到伯樂。有一天他收到一位商台DJ的電話:「你好,我係商台嘅梁文禮。」吳林峰笑言自己滿頭問號,還心想是否電訊公司的續約電話。對方接着說:「你首新歌有冇派台?」說音樂,他絕對能侃侃而談,但關於市場上的操作,他還只是個孩子呀!於是,吳林峰便禮貌問道:「要點樣派台?我把隻碟寄畀你哋定點?」電話那頭解釋:「因為聽到你首歌之後我都幾鍾意,想陣間喺節目度播。」掛線後,吳林峰便把歌曲的音檔傳送給梁文禮,《你是萊特》首次在電台上播放,沒有留意後續的吳林峰,當然不知道後來歌曲在兩星期上了歌榜20位,這是一個大驚喜。 「年中嘅時候,我突然收到叱咤頒獎典禮嘅邀請信,因為我係嗰年嘅新人。」後知後覺的他才發現,原來自己無意之中已踏進了樂壇,便對朋友說:「我哋係咪要繼續做歌?」既然上到榜,便繼續做下去吧!有時候看着前路,好像只有滿滿失望,誰知道轉角便重新找到希望,吳林峰就是這樣,重新找到堅持繼續玩音樂的理由。 每一首也是一個責任 吳林峰出道於2019年,有人說這一年出道的歌手都是悲劇,他卻滿足道:「同年有林家謙、姜濤等人,依家自己嘅存在仲有一份價值,我已經覺得算係咁。」此外,那一年接連出現社運和疫情,他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他思考自己:「自己可以為社會做啲咩?或者你嘅音樂有咩意義?」而且,在歲月靜好的日子裏,或許成為一個歌手已足夠讓你成為特別的存在,但疫情是香港人以至全世界的共同經歷,這些都把「特別」沖淡,反而讓他認真檢視自己的想法:「我應該要做一個點樣嘅公眾人物?」他想,即使自己不是大紅大紫的歌手,但至少每首作品也要對得住自己:「唔多人還唔多人聽,但一定會影響到某啲人,每一首歌都有一個責任。」 從低谷走到現在,吳林峰有感現在樂壇狀態很好,他說從前會和朋友戲言:「譚詠麟唱咩歌都好聽,因為佢係譚詠麟。」過往可能只有極少數的樂迷會留意歌曲背後,但現在卻因為Mirror帶起風潮,讓樂迷也慢慢開始把目光留在幕後製作,他說:「可能有人好憎他們,但我好感謝佢哋帶起討論,因為冇人討論嘅都係shit。」對音樂人而言,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曝光機會,即使你可能只願意花15秒時間聆聽,或是閱讀他們的數個帖文。 安全感作祟 有人說,近年香港樂壇的音樂種類變多了,吳林峰則說:「我會話Supper Moment時期已經有好多。」那時候的地下表演場地已有很多幕後製作人的演唱會或分享,他續言:「Metal有RAP也有,只係走上台就要迎合市場。」他補充,從前香港與台灣音樂市場的最大差別,後者流行到live house鑑賞音樂,以音樂去認識歌手,張懸、蘇打綠、陳綺貞等歌手便是從「女巫店」走出來的,而這些正是香港樂迷正在學習當中的,而吳林峰亦感受到實在的變化:「觀眾開始認真去聽歌。」無論是哪個頒獎典禮,總有樂迷會不忿結果,吳林峰坦言雖然聽在歌手心中會有不快,但轉念去看便是樂迷開始擁有辨別好壞、清楚自己喜好的能力。 說回音樂類型,既然從前香港音樂已百花齊放,為何留待現在才被發現?「因為大家都離唔開香港。」吳林峰說娛樂是必需品,疫情期間能外出娛樂的機會減少,他說:「大家開始關注呢個地方發生嘅事,喺呢度尋覓娛樂,擁有娛樂之後就開始探索更多。」 同樣地,也是安全感作崇的關係,部分人會覺得歌還是聽老的好,吳林峰分享:「每日都有好多新事物出現,要接觸新事物好難,同樣要令自己鍾意都好難,所以要不斷用時間去聽同感受。」為此,他自己每天也會花上大把時間讓自己沉浸當中,或是寫歌,或是發掘新的樂趣。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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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出門忘了帶耳機,就會一整天不自在。的確,戴上耳機,聽着精心排列的歌單,無論身在何處也能馬上進入屬於自己的小天地,讓情緒和旋律互相渲染。聽歌、唱歌、創作音樂,看在我們眼裏很是理所當然的事,卻是地球上某片土地的禁忌。最近上映的《戰地孤聲》(Broken Keys)說的就是敘利亞人民被伊斯蘭極端組織佔領,禁止所有音樂、文化創意及娛樂,違反者會遭處極刑。 劇中男主角卡林從小受母親熏陶,學習彈奏鋼琴,夢想成為一位鋼琴家,而這一切都被無情的槍械和戰火剝奪,每一次彈奏樂曲也需要賭上性命作代價。卡林為了離開敘利亞得到實現夢想的機會和自由,打算把母親的遺物鋼琴賣掉,卻不幸被極端組織破壞鋼琴,他必須深入戰區尋找維修鋼琴的零件。路途上,他遇見不同在斷壁殘垣的隙縫中努力生存的人,讓他深刻感受到「自由是要付出代價」,同時亦意識到音樂正是他最擅長和僅有的武器。 在地球的那端,音樂既是禁忌,也是自由和希望。那麼在香港,音樂又是甚麼呢?我們想到了一個個仍在努力追夢的busker,在剛過去的星期五晚上,走到了旺角街頭,希望問問他們音樂的意義。流連了兩個多小時,卻一個身影也沒有,據說是不久之前那邊的街頭表演被投訴發出噪音滋擾,警方接報後到場發出傳票的結果。 後來,我們走到尖沙咀星光大道,終於看到兩隊Busker正在表演…… 文:Hoiyan|攝:Ma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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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走在路上都會遇見千百個陌生人,迎面而來擦肩而去,匆忙之間總是來不及認識彼此。由藝文機構「創不同」(MaD Asia)協作主辦的《Face to Face面對面》展覽音樂會在K11 Art Mall舉辦。10組創作者是公開招募,由周耀輝領軍項目,有唱作歌手黃妍、王嘉儀、Kendy Suen、Jabin Law、音樂人Goro、填詞人何秀萍、王樂儀及曾入圍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帶獎的影像創作者MO@YAMANYAMO帶領,以10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作主題,如香港足球代表隊球員簡嘉亨、前殘奧馬術運動員Bryan、跨性別性工作者琦琦、外傭Alicia、無性戀者康和舞台劇演員宋本浩等。創作者與他們進行深入訪談後,再以文字、音樂和MV影像創作來分享故事,希望實驗嘗試用流行音樂反映社會多元的無限可能,同時為城市增添溫暖。 此外,所有原創音樂作品已在各大串流平台上架,包括Spotify、Apple Music、KKBOX及YouTube等。 1. 跨性別性工作者 – 琦琦 《兩顆》|曲/唱:黃曦桃 TAOTAO   詞:陳銘洋   編:卓家誠 Daniel Toh   音樂錄像:麥寛郁   2. 鵝頸橋打小人 – 趙姑 《小》|曲/唱:MAIA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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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文明崩壞時|把一笑與一語|默然藏心留念」是藍奕邦最新單曲《圍牆倒下前》的節錄歌詞,詞曲均由他一手包辦。有趣的是,這首歌的曲和主要歌詞寫於他1999至2000年的大學時期,一直揣在懷裏等待合適的時機推出,直至近年累積發生的事情,讓他覺得是時候了,便把其他歌詞完成,像是2022年送給大家的最後一份禮物。橫跨了近22年的創作,既有當初藍奕邦被兩德分裂柏林圍牆相隔的故事最純粹的觸動,亦有多年他的經歷和感受,一起聽着這首歌感受他的音樂、環境的變化,看他音樂之路的剖白。 被音樂選中的孩子 在小學六年級移民至加拿大前,藍奕邦在香港就讀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,學校十分重視栽培學生的音樂素養,所以規定每個學生也需要學習一種樂器,當年藍奕邦便選擇了鋼琴。年紀小小的藍奕邦,因為父母關係很常接觸到鄧麗君、張國榮、梅艷芳、Michael Jackson及Pet Shop Boys等流行曲,而他亦可以憑聽到的旋律摸索出琴鍵,但他憶述古典鋼琴老師並不鼓勵,反而希望他可以好好練習看譜:「我不太喜歡考琴的制度,會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歡那些樂章,還是為了考試去學呢?」幸好,藍奕邦的媽媽十分支持他,並不會像其他家長一樣互相獻寶似的比較孩子的音樂成績,直至現在藍奕邦對媽媽當時的一番話仍記憶猶新:「我媽說不用像別人一樣考到7、8級或者演奏級,彈自己喜歡的歌曲最重要。」媽媽的態度,把一個充滿音樂天賦的小孩在制度下救活,才不至於溺死於其中。 「雖然好像很老土,但真的彷佛是音樂選擇了我。」藍奕邦笑言,他移民到加拿大後,中學(Middle School 和 High School)的班主任也是音樂人,甚至高中老師舉辦的課外活動是歌曲創作學會,「從前覺得自己在琴前是亂彈,但原來那是作曲。」 因堅持而成真的歌手夢 雖然是被音樂選中的小孩,但藍奕邦從不敢奢望做歌手,其一是從前的選秀途徑較少:「不知道如何簽公司,而且覺得要有娛樂圈關係才可以入行。」不過,自他接觸音樂後,不論人在香港或加拿大,是中學、大學還是畢業後,也一直持續創作。他回憶那個互聯網剛興起的時代,笑言會把歌曲上載至個人網站,再把鏈結分享給不同版權公司:「Modem年代上載一隻歌要7至8個鐘。」剛畢業,他的正職是企業公關,工作內容與娛樂完全無關:「主要幫政府機構、銀行和大企業出新聞稿。」下班後,藍奕邦則是一個業餘的創作歌手,藝穗會、各大商場或許也能聽到他的聲音,就在因緣際會之下,他簽了第一家版權公司 ── 新力音樂,但對於成為一個歌手,仍感到很遙遠。 「當然會想做歌手,但千禧年頭樂壇當紅的是Twins、Boy’z和E-kids,我可以如何做?」那時候,香港樂壇主要以偶像歌手組成,直至後來林一峰、at17出現,反映市場對偶像派已經飽和,新力音樂便向藍奕邦提議:「不如嘗試用indie方式低調出一隻碟?」有了計劃,才發現版權公司不能出碟,藍奕邦便到Sony Music推出了第一張個人專輯。 有限的預算  無限的自由 由幕後到歌手,藍奕邦寒窗四載終捱來第一張個人專輯《不要人見人愛》,因為以「白老鼠」試驗方式去做,所以他以極有限的製作預算換來無限的創作自由:「那個年代做一隻歌大概3萬多元,我大概用市價4至5隻歌的價錢去完成這隻碟。」全碟11首歌,他只花了正常一半預算。那時候,正常專輯的「健康」銷量為8000至9000隻,當時眾人也預計藍奕邦的專輯售出數字不太理想,甚至有心理準備「打定個底」只賣500隻:「最後賣了接近萬隻。」 藍奕邦坦言,當初抱着「本死無大害」的心態做第一、二張碟,製作錄碟過程也很土炮,在帶領自己入行的師傅在家中錄歌,發現漏聲便搭一個臨時屏風,為了隔音更在炎夏中躲在綿胎之中開唱:「做了這麼多年,真的貴有貴做,平有平做,沒有甚麼做不到的。」沒有造型梳化服,頒獎典禮完結後也是自行截的士離開,這樣的起步讓藍奕邦往後的路更能屈能伸,沒有甚麼大不了的。 曲詞背後的陰暗 藍奕邦身兼多職,歌手、填詞、作曲、監製都是工作之一,他笑說:「Before slash出現之前,我已經係一個slasher。」那麼最享受那一個部分?他頓了一頓,默然的思考了片刻:「如果現在這刻,我最享受煮飯中的我,真的不是騙你。」在休養身體的這幾年裏,藍奕邦因為戀愛而學會入廚,便發現世界上能有一件事讓他完全專注、不想無謂事情,就是煮飯:「但寫歌……其實每次寫一份歌詞都會拖一至兩個星期才寫,美其名先在腦海醞釀,其實是自己淆底。」很難想像,一個已創作了百多首歌曲,在香港樂壇幕前幕後也佔上一席位的音樂人都會有憂心的時候?藍奕邦坦白,自己曾經不想再替許廷鏗寫歌,只因為擔心自己無法突破《青春頌》,然而經歷蛻變後亦衝破了心理關口:「我也很期待最近為許廷鏗和欣宜寫的新歌快點推出。」 寫歌給自己和別人又有甚麼分別呢?「以前希望寫給別人的歌一定要在年尾十大金曲,但自己的歌則會刻意避免庸俗K歌。」藍奕邦指出道多年,現在已經有少少分不清,很多歌也是先寫出來,再看它的命運會如何。下筆之前,仍是會擔心害怕;上台前,還是會擔心自己的狀態,儘管每次完成任務後前也必經自我懷疑,但他總是不會教自己失望,藍奕邦滿意笑道:「寫好之後會食枝事後煙,對得住自己,沒有跌watt。」 在聚光燈直射後影子,是他隱藏在成就背後的高標準、沒有自信,高壓的情緒壓力亦影響了身體健康,讓他不得不急流勇退。這一次,他準備好重新出發了。 跨越72年的《圍牆倒下前》 在2015年1月,藍奕邦完成了「環球好Sing音樂會」的演出後,便宣布全面停工養傷。暌違近7年終於回歸樂壇,而《圍牆倒下前》是他復出後推出的第7首歌,也是一首意外出現的歌,他表示自己十分喜愛這首歌:「鍾意到在我有能力前也不想拿出來被人糟蹋。」這句寫於藍奕邦大學時期,不說不知道,他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的大學同學,而《圍牆倒下前》則是藍在政治系的歷史課堂受柏林圍牆故事觸動的有感而發。事隔多年,藍奕邦有一個摯友在沒有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移民離港:「他到埗settle down才告訴我,我真是喊足3日。」從前,朋友出國讀書或移居外國,他總會覺得很快便能再見面,但今時今日之下,他不禁會害怕:「是否以後都不會在香港看到他呢?」而另一個讓《圍牆倒下前》面世的原因,則是因為從去年底開始,藍奕邦總會收到來自黑暗的來信:「他們跟我說聽歌就如生命中僅餘的養分,令我感覺做音樂會多一層意義。」  比起其他創作者,或許就是藍奕邦施加給自己的「社會責任」讓他背負更大壓力,在他的音樂中並非只有娛樂至死的享受和快樂:「音樂入面的訊息和世界觀很重要。」他認為,不只在音樂世界,做人看的世界也要足夠宏觀:「所以我喜歡的不是音樂、聽歌這麼簡單,而是喜歡以音樂作為一個媒介去講故事,散播訊息。」《圍牆倒下前》寫給1950年兩德分裂被拆散的人們,也寫給現在被疫情和時代被迫分隔的人們,望大家能在歌曲中獲取力量,如歌中最後一句,望眾人「為重逢請自持|在圍牆倒下前」。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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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「燃點香煙飲啖酒,所有不快都溜走。」潮文中有一句這樣的對白,不知道故事中的主角是否真的被Kelly罵醒。然而,人生中不知道被父母、老師、上司罵了多少次,但年少輕狂的我們仍然不曾被罵醒,繼續用自己的方法探索人生,而有些人則喜歡把心中迂迴的想法化作旋律與歌詞,哼哼唱唱的與大家一起圍爐取暖。今個星期六,把尼古丁換成音樂,來到西九自由空間集酒吧、餐廳及音樂表演場地於一身的留白Livehouse,聽聽The Glass Band和Ragpickers拾荒客一起逃離鬧市走進音樂世界,喝一口「五味雜陳」,在酒酣耳熱之際沉澱人生滋味,探索未來。 上半場由The Glass Band率先開唱,陣容為主唱顏培珊Shandy Gan、結他手Michael Chan、低音結他手Jackiz Tsang及鼓手Nate Wong。Shandy曾為多部港產片製作電影歌曲,包括黃浩然《點對點》中的原創歌《點對點》及《香港漫遊》,亦有重新演繹經典作品《早班火車》和《冷雨》;此外,票房收逾千萬的《緣路山旮旯》亦是由Shandy任音樂總監,創作電影同名主題曲及翻唱《早晨》。 下半場交給Ragpickers拾荒客接棒,陣容有雙主唱Michael和Himsonz、鍵盤手 Watergold、結他手 Shroom、低音結他手 Jerry 及鼓手 Po。在他們的音樂之中,樂迷可以發掘到Cantopop的另一面,享受融入了R&B、HipHop的廣東歌。 《在酒醒之時的五味雜陳──聲無止境》 日期:12月17日(星期六) 時間:晚上9時至10時50分 地點:留白Livehouse(西九文化區 藝術公園自由空間 )

中三對於莘莘學子是關鍵一年,舊制的會考、新制的選科,大家正被課業和隨堂測驗壓得喘不過氣時,就在科學堂中那張長長的木檯,有同學從長袖冷衫中伸出一條耳機線遞給鄰座:「畀你聽下,好正。」耳筒裏LMF強烈的節奏和句句直拳的歌詞完全沖擊了15歲的Triple G,讓他開始用押韻的歌詞、有旋律的RAP去和自己、這座城市和整個世界溝通。 從那時候開始,Triple G不斷在文字和音符之間尋找自己和其音樂的存在意義。一路走來累積了對樂壇的失望、市場喜好的不解,直至一年前撒野作風(Wildstyle Records)十週年演唱會,樂迷的反饋讓他重新找到自己的使命:「不需要理會其他環境因素,一個歌手就係要耷低頭做好自己的創作。」從2016年撒野作風《淺藍色的號角》,走到今天在試當真旗下音樂廠牌Demo Records推出全新單曲《岸》,有人說他賣「夢想、青春、回憶」,而他確信自己唱的是對音樂的倔強。 甚麼是Triple G? Triple G在中學時因LMF走上創作路,卻發現啟蒙老師的風格並不適合他,在尋覓更好表達的語言時遇上了台灣歌手蛋堡,發現很適合當時多愁善感愛強說愁的自己發揮:「較Jazzy的節奏,文字也詩意一點。」就這樣,便奠定了Triple G的音樂風格。 有樂迷曾這樣介紹他:「台灣聽蛋堡,香港聽Triple G。」即使那是自己欣賞的歌手,但難道不怕自己的作品充滿了別人的影子嗎?Triple G分享,歌詞創作必須要赤裸面對自己,再用音樂表達自己,所以必須認識自己:「多些思考和反省,日常生活的感悟夠深刻,出來的東西自然屬於自己。」編曲上,他會與樂手一起寫歌做歌,由0到1的砌出每一隻歌:「第二隻EP《小王子》慢慢發展和找到自己風格,而到最新的《岸》,無論是Band Sound或歌詞也完全屬於我的聲音。」 香港樂壇的惡性循環 在2016年,Triple G在撒野作風推出第一張專輯《淺藍色的夢》後,他選擇了閉關五年才推出第二張碟《小王子》,只因為他無法接受市場反應:「當時整張《淺藍色的夢》所收錄的歌曲太憂鬱,需要一隻較輕鬆的歌填補位置,《棉花糖》是我用最短時間寫好塞進播放列表的。」初出道的他便鑽進了死胡同,認為市場結果對其他用盡心力寫的歌很不公平,他認為自己捉摸不到這世界:「我可以再做3、4隻《棉花糖》,那麼一定能爬到比現在更高的位置,但我不想欺騙聽眾。」欺騙,是甚麼意思? 「其實(香港樂壇)係一個惡性循環。」Triple G認為創作者、MC或Rapper是一個領導角色,應不斷思考自己的作品能否為這片土地帶來好的訊息、是否能對得住聽眾,他一頓:「每一個創作者應該要有自己的使命感和抱負。」不能推出作品後推說那是樂迷的喜好,把責任從自己身上推得一乾二淨:「音樂不是說有多努力,這件事應該有門檻、有天份。」惡性循環在於已上神檯或當紅的人實力不足,餵養聽眾的音樂自然參差,也直接影響了樂迷的審美。同時,RAP只是Hip Hop的其中一種表達方法,並不直接等於Hip Hop,也讓Triple G不禁反問:「所以市場上流行的是否真Hip Hop?」 即使最近行外人看香港樂壇似有起色,但也會認同在這個地方做音樂絕對是一條辛苦路,而且會窮,尤其是小眾和獨立音樂,但Triple G告訴大家撒野作風證明了一切都是藉口:「我們不埋堆、與主流脫軌,只做自己認為好聽的音樂,也可以活到今時今日。」如果說「金錢」便是俗氣,那不如把它形容為「完成夢想的工具」,不少樂迷課金購買歌手的唱片和周邊商品,讓他們的夢想能多活一天,創作更多高質作品,Triple G坦言只要「夠硬頸」和有能力都可以做到,並喊話:「香港係可以做到,不要再妄自菲薄呀香港人!」 屬於香港的音樂 在整個產業以至市場都出現問題時,Triple G認為自己正在逆齡生長,尤其經歷了撒野作風的十週年演唱會後,更讓他肯定自己的目標:「我希望做能代表香港人的音樂,讓外國人聽到就知道屬於香港的音樂。」日本有屬於自己的搖滾風格,台灣有自己的民謠,香港呢?「香港音樂特色便是Multicultural(多元化)。」寫歌時,Triple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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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幾何時,我們都有一個看在大人眼內很不切實際的夢想,你又記得這個夢是在何時被現實洪流沖走?「站在分歧的路口,那一股傻勁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這是Michael C.《愚公》中的一句歌詞,也是他人生的真實寫照。如果給你一個選擇,高薪厚職抑或是從零開始追夢?港大畢業的Michael C.毫不猶豫執起那支有如「最佳拍擋」的結他,腳步堅定、踏上追夢旅程便向前走不回頭:「我應該是最離不開結他的歌手吧!有佢有我。」 那張專輯與音樂考試 所有事情總有觸發點,讓Michael C.走上音樂這條「不歸路」的原因有二:他的青少年時期台風正熱,旺中幾乎每間店舖也播放着周杰倫、林俊傑的歌,令Michael C.開始接觸音樂,不過真正「入坑」,卻是因為方大同。當年15歲的他正考慮學結他,剛巧聽到方大同的《15》專輯,Michael C.心想偶像也是15歲才開始彈結他,或許自己堅持下去也能追上偶像步伐,結他也能彈得像他一樣好,他笑言:「所以我是因為喜歡彈結他,才開始唱歌的。」 另一個觸發點則是中三的音樂考試,他語帶興奮地分享:「老師要我們和同學組樂團去玩,感覺很新鮮。」就這樣,他便被團員委派成為結他和主音,而這隊「臨時拉夫」而成的樂團,在考試之後亦一起征戰了多場校內的才藝表演,甚至畢業後緣份也還未斷:「發現自己不是那麼害怕舞台,而且還頗喜歡它。」或許Michael C.就是被結他和舞台選中的小孩,就這樣在考驗中一步步越過封閉和弦的痛苦和對舞台的恐懼,在起點看去一人一結他的背影已逐漸模糊不清。 錄音室奇遇記 當孩子與父母分享理想職業時,總有幾個答案比較令人頭痛,玩音樂想必是其中之一。在這個情況下,你會選擇甚麼方法拆彈?Michael C.在人生數個關鍵時刻也決定先讓父母安心:「大學選擇了他們覺得隱陣的科目。」香港大學的經濟金融學絕非輕易能「碌」入,或許當時他的父母會希望兒子受學府環境和同學薰陶,重回「正路」,卻沒有想到兒子的堅持:「希望我選擇了他們希望我讀的科目,之後他們也願意支持我想做的事。」 在大學一年級時,Michael C.繼續參加不同的音樂比賽,因緣際會下在一個小型演唱會中認識了唱片公司的經理人,更被邀請到夢想中的錄音室:「打開門便看到Edward Chan,我真的以為自己在發夢。」入行24年的Edward Chan是行內的着名監製,亦是方大同早期作品的製作班底,Michael C.基於此原因沒有多想,便與唱片公司Sony簽約。 錯過最好時刻?重新出發! Michael C.第一首單曲《愚公》在正式簽約後第二年才推出,他解釋,這是與父母和公司商討後的決定:「他們認為能考進港大也是我的本事,能畢業則是告訴大家我不只是會做音樂。」他坦言現在想起,仍然有點後悔沒選擇休學,感覺喪失了一段十分寶貴的時間:「好像錯過了很多一開始認識我的聽眾,可能以為我消失了。」 重新出發,以方大同路線為目標的Michael C.為了同時打入港台市場,接連推出兩首國語單曲,卻不幸遇上疫情。他坦言沒有預計疫情會持續這麼久:「留在香港會想做廣東歌,但也要等待一個好的時機去轉,要帶給樂迷一個反差和驚喜。」今年十月,終於為久違的香港樂迷帶來了廣東話口語歌《雙重標準》。 市場包容度成就公司更大的接受度 Michael C.分享了選擇口話歌詞的因為:「歌曲主題是重點,《雙重標準》是與另一半控訴、鬧交,若用書面語便無法彰顯威力。」戀人互相控訴,是一個較易消化的切入點,而新歌的實際靈感,源於Michael C.有感在疫情時的人際關係,相處時間與爭拗機會無可避免地增加:「有種無力感,但卻不能炒大鑊,只可以自己默默忍受。」沒有大道理,沒有心靈雞湯,他只想把歌曲變成一隻大手拍拍你的肩膊:「我明呀!」 談到新歌,Michael C.笑言《雙重標準》若在幾年前寫好也未必有機會面世:「因為當時口語是更indie。」他續言,現在香港的音樂市場很不一樣,樂迷對不同類型的音樂包容度提高,讓唱片公司更願意多作嘗試:「對我們有Label的創作者來說,等於有更多的創作空間。」不單是語言,即使在主流音樂市場中,唱片公司也願意給予不同音樂風格機會,Michael C.以自己偏Blues…

Michael C.   專訪   音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