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人常撇不掉寒酸的優越感，譬如近年三不五時便爭相報道香港的全球某某排名大幅下跌，而且跌到跟什麼城市／國家同一水平，這種講法既代表了香港今非昔比，同時又像自我安慰，以前香港總是高人一等，而那什麼城市／國家則一直處於落後位置。但是，無論新聞自由、生產總值排名都遠遠跑輸香港的伊朗，卻在諸多社會打壓與拍攝技術限制之下，可能擁有全世界最熱愛電影、最出色的電影人。

剛在香港上映的《伊朗式審判》（Ballad of a White Cow），便借一宗法庭冤案，揭露了許多藏在伊朗根深蒂固的社會狀況。故事講述女主角 Mina 於丈夫被判死刑後成為寡婦，與女兒受盡鄰舍冷眼後才知悉，原來法官被假證供誤導，連累丈夫含冤枉死。政府自然不肯認錯，只願意賠錢補償，但就算 Mina 同意，索償過程起碼都要好幾年，同時又要面對另一單官司：丈夫的家人認定單親媽媽無力謀生，決定對簿公堂，想要討回女兒的撫養權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當日犯下大錯簽了死刑文件的法官 Reza，由於內疚及希望贖罪，便突然冒認是其丈夫的舊友來找 Mina，無微不至盡力照顧這對母女。一方面，陌生男子與寡婦共處一室，於兩性關係保守的伊朗難免惹來閒話，而 Reza 的兒子又因為服兵役時陣亡，Reza 認為是上帝的懲罰，開始質疑社會有否資格以死刑懲治犯人。不知底細的 Mina 則認為與 Reza 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也對他漸生情愫，最終反被丈夫的親人怒斥不貞，對殺夫仇人投懷送抱。無論是為了贖罪，還是為了討回公道，置身於人吃人的宗教傳統和極權社會中，結果都找不到真正解脫的出路，只能選擇沉默與逃逸。

這是一個關於公義與復仇的故事，但公義與復仇，在伊朗這個宗教國家裡，其實是一整套社會制度都與信仰捆綁在一起，譬如法院拒絕承認自己判錯案件，是因為奉神之名，「很多人一齊犯錯，代表了這是神的意思」。外人聽來，這是一種荒謬卸責的說法，但其實是有典故。電影取名 Ballad of a White Cow（白牛歌謠）及引用《可蘭經》著名的「黃牛篇」作開場白：摩西跟他的子民說，真主命令你宰殺那一頭牛。他們說，你是開玩笑吧？這段描述，正是法院殺錯良民之後自圓其說的最大理據。沒人願意把完好無缺的牛殺死，但最終把牛殺死，是因為那是真主的命令，大家是出於信奉真主而殺牛，而真主就是他們的公義。同樣地，所謂的仇恨亦不是出於個人憤怒，而是《可蘭經》與伊斯蘭教法自古所傳達的「以眼還眼」信條，換句話說，殺了無辜的人還是殺人復仇，殺對與錯，都不是你的選擇，而是上帝的。在這樣一個「委過於神」的司法制度裡，公義是否真正存在？又是否必須復仇填命、血債血償？但在 Mina 心裡，無論是遲來的公義，還是過時的信仰，其實都無法補償已失去的一切。

香港將片名譯作《伊朗式審判》頗為對題，但無疑讓人誤會了這是繼《伊朗式分居》、《伊朗式遷居》和《伊朗式英雄》後伊朗名導 Asghar Farhadi 的另一作品。電影其實是兩位導演 Maryam Moqadam 和 Behtash Sanaeeha 聯手之作，而 Maryam Moqadam 不僅自導自演兼任女主角 Mina 的角色，而且 Mina 的原型，正是 Maryam Moqadam 的母親（她就是戲中那個整天喜歡看電影的小女兒）。相信故事中不少內容都是她的親身經歷，而據聞十多年前已寫好了劇本，惟針對伊朗的信仰傳統、司法制度及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加以批判，題材甚為敏感，一直無法籌集足夠資金拍攝。

過去多年，伊朗政治審查愈趨嚴苛，尤其對電影工作者的打壓更為明顯，部分導演甚至被視作政治犯，嚴禁參與電影製作之餘，更剝奪出境自由，長期受到監視。要偷偷完成拍攝，並且運到外國放映實屬不易，不過，近年香港的電影發行亦不乏有心人，積極引入大量伊朗電影，將這些在他們祖國被視為禁片的作品帶到香港。《伊朗式審判》的兩位導演，其實早年已跟執導過《伊朗三面戲劇人生》和《伊朗的士笑看人生》，頗為香港觀眾熟悉的伊朗導演 Jafar Panahi 合作過。可惜的是，《伊朗式審判》於香港上映前夕，該國卻接連傳出壞消息，包括 Jafar Panahi、去年交出《惡與他們的距離》的導演 Mohammad Rasoulof 及其夥伴 Mostafa Aleahmad，至少三位伊朗導演因為聲援反政府團體，於一周之內相繼被捕。Rasoulof 和 Aleahmad 早前聯同超過 70 名伊朗電影界人士支持民眾集會示威，隨即以勾結外國勢力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被捕。而 Panahi 則在兩人被囚禁後於社交平台發表聲明，譴責政府打壓獨立電影人及言論自由，其後同樣被捕。

目前三位導演仍身陷囹圄，他們都是伊朗當代電影的領軍人物，是將性命豁出去，以電影批判社會，以影像發聲抗爭。或者這個低標準排名的國家並沒有完善的社會制度，缺少先進的電影拍攝器材，但他們擁有最好的政治電影，最勇敢無畏的電影人。愛電影，愛者不懼。